8期杂志整体上很不错，可读性强。从封面故事到人物、财经、社会、文化，这些栏目非常适合大众口味，但杂志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希望看到国际要闻和国际视野，以及财经金融、创业故事一类的文章。

——广东 陈鹏

读了第7期《永远的老师——怀念沈苏儒先生》一文，作为贵刊的老读者，为失去我敬重的一位资深翻译家深感痛惜，也不禁令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初得到他帮助的两件事。一是我为查找宋庆龄为《中国建设》中文版创刊号的题词写信请他帮助，很快收到了他托编辑部同事寄来的该文；二是爱泼斯坦著沈老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一书出版后，我很想得到二老签名版本留作纪念。去信后他特意托去北京出差的中国福利会干部带回上海。二事都已过了十多年，看是很平常，却反映了沈老对读者的真诚尽心，和读者没有距离。我想这也是今日办刊人所应努力的方向。

——上海 冯满开

很喜欢中文版7月刊上讲西藏的那篇文章——《盛开在异乡的格桑花》。

——香港 邓明辉

每天要面对许多客人，这本杂志可让老外们更多认识咱们国家。希望看到涉及社会发展新面貌、文物研究成果的报道。

——英国 唐明剑

杂志从总体上来说很好。在阅读《借物抒情的花鸟画》这篇文章中，吴冰老师的细致讲解和博学的知识，使我对国画有了更深的了解，开阔了眼界，提高了书画欣赏水平，在此特表谢意。

——黑龙江 刘建灵

感觉杂志越办越好，这期文化栏目的几篇文章很有看头，尤其是《功夫诗：化成舞蹈的禅机》，从功夫到佛教，读起来意味深长。

——山东 张一涵

温州的活力

江苏 李江峰

封面报道《活跃的温州》读下来，觉得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温州的服装业、小额贷款和温州商人等，很精彩也很立体。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反映出了温州人的胆识、精神和活力，温州模式的内涵和影响，以及温州和温州人自我提升的意识和能力。

一直以来，温州商人被认为是现代浙江商人的代表，由于具有“发现财富的眼睛”，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尽管温州模式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产业升级、民间资本和环保问题，这些议题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温州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决视角和思路，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当下。有人说，温州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可能看到商机，面对经济危机，温州人也不例外。我想，这正是温州活力的体现，这种活力蕴含着一种乐观而坚韧的温州精神。

婚礼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和生活条件的转变，婚礼也在变。

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这一年的一月，我媳妇中学毕业，刚当小学教师，每月工资19元，所以她能做一身新衣服；我因继续念书没工资，还是穿着补丁衣服。我们都是成长在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结婚那天，村里的朋友用大红纸歪歪斜斜地写了些祝贺道喜的话，每张纸的落款都密密麻麻挤满几十人的签名。

上世纪80年代，我和老伴的工资加起来比我们结婚的时候增加了十几倍。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让当木匠的表弟给做了几件家具，就摆满了10平米大的洞房。我办了五席酒，席面不多，可是新儿媳妇接回来以后，又放录音，又放纸炮，场面也很热闹。

到了90年代，我的工资从大学毕业后维持十几年的50元，增加到500多元。二儿子办婚礼时用大儿子开着的面包车把亲家陪嫁的东西拉回来，又找朋友借了一辆小轿车把儿媳妇接回来。虽然我把筵席控制在当时的社会普遍水平之下，但还是备了16桌，实际上坐了将近20桌。虽然当时有人说我给二儿子办的婚礼“寒酸”，但还是把我几十年积蓄的两万多元存款花了一大半。

去年小女儿结婚，婆家在南京。虽然已经退休，但我和老伴的月工资加起来也有近6000元了。我借了一辆大面包车和一辆商务面包车，满满塞了两车陪嫁的礼物，赶去南京，入住离亲家很近的宾馆。婚礼由南京最好的婚庆公司承办，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举行，那热闹的场面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

——山西 于崇良

我和新中国同龄

感谢我的父母，让我和新中国同龄，一个花甲轮回的天寿。

我最美的记忆就是关于儿时那些最好看的和最好吃的东西——湖北襄樊市那一江不分昼夜的汉水和松软如毯的白沙滩；官码头儿小贩吆喝着的“金刚酥”、大桥口的胡辣汤、四官殿的炒花生还有前街酱园的大头菜，如今想起来还直咽口水。

但记忆中也有挥之不去的庄重、无奈和烦恼。

最庄重的记忆是志愿军烈士的大红棺材长队从官码头上趸船运往对岸襄阳烈士山陵园肃穆哑静的场面，镇得我们平时喧闹无忌的娃子们也乖觉了许多。

模糊的记忆中也有无奈。襄樊解放的前几天，姥爷的小布摊儿生意“特别好”，人们提着成捆的金圆券把姥爷积蓄了一辈子的布匹“买”了个精光。正当老爷子喜滋滋数着数不完的钞票时，一夜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灰飞烟灭，姥爷的金圆券成了擦屁股也嫌硬的废纸片，只有糊纸簸箩的份儿了。

再大点儿到六七岁时，无奈的是“除四害”。小孩儿们在门口日夜不停地敲洗脸盆，名曰：“响声疲劳战”。等天黑大人们回家时，我们这些娃儿们都抱着各自的洗脸盆，坐在门槛上昏昏入睡了。

最惶惑的记忆是“打右派”。爸爸也成了“右派”，原因是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之后，爸爸虽“表现好”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公职却没了。身为国家干部的妈妈也糊里糊涂成了街道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感谢我的妈妈，在爸爸处境艰难的日子，妈妈说：“我坚信，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坏人。”她的一句话鼓励了爸爸活下去，鼎定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

就在文革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父母作出了一个惊人的、被后来人称“英明”的决策：举家迁到我毫无感知的老家——河南省原阳县师寨乡。之后，我们全家就在这儿扎根了。

这里的乡亲像浩瀚大河容纳了我们，像参天大树遮护了我们。村干部安排父亲教书、算账；大娘们教妈妈纺织、养猪，我也趁生产队长照顾我“看地”挣工分之机，躲进窝棚成一统，把典籍名著读了个淋漓尽致。

沧海桑田，文革结束了。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数百万和父亲一样遭遇冤案的人平反了，亿万人民迸发出了无尽的能量。

又一个三十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我和我的祖国，成熟于“而立”，挣脱了“不惑”，跨越了“知天命”，奋进到了“耳顺”美妙之年。

——河南 师绍广

感谢英国 唐明剑，香港 邓明辉，上海 冯满开，江苏 李江峰，广东 陈鹏，山西 于崇良，河南 师绍广，山东 张一涵等读者填写读者调查表或评刊意见，赠阅杂志已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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