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之后，我们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摆在了工作的首位。通过近5年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并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三大环境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这奠定了此后环保工作的主体基调。

“三大环境政策”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八项管理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呈逐渐加重的趋势，但是，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陆续实施，多少还是延缓了环境状况的集中恶化。

1993年初，是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年3月，我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当了11年国家环保局局长之后，我又有了一项新的使命，到国家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从事环境与资源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

推动立法

还在国家环保局局长任上的时候，我就有过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新闻媒介，向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境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我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想法，于是便推动实施了“中华环保世纪行”大型公益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不但在国内普及了环保意识，而且在国际上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正是由于社会环保意识的逐渐提高，以及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1996年，中国政府一举关闭几万家污染严重的工厂，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举动。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要有效治理环境，必须改变既有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理念。于是，1992年，我牵头编写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列为十大对策之首。1994年，中国公布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措施。1997年，中国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当然，在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十年任职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推动环保立法。其间，我共参与了二十多部法律的修改或起草。其中有一部法律最令我有成就感。为了这部法律，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这部法律草案通不过，我“死不瞑目”。这部法律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下简称“环评法”）。

其实，通过广泛的考察，我很早就发现一些国家治理环境主要依靠的是环境评价法，效果特别好，例如，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出台了环评法。事实上，环评法也符合中国“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环评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项目和发展规划，必须遵循“先评价，后建设”的法律程序。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我看来，要堵住这个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必须依靠环评法。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在1979年制定环保法的时候，由于我的强烈建议，该部法律增加了一条有关环境评价的条款。后来中国政府对官员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依靠的正是这个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