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北京人那志良，是随行的故宫工作人员之一。1982年，年近八旬的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回忆了当日的情景：“（文物）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装满故宫文物的列车一路向南，到达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大部分迁至上海。4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朝天宫成立，南迁文物全部进驻朝天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安顿在朝天宫不到一年的文物分3队再次转移，躲避战火，一路险情不断，所幸并未遗失和毁损。

辗转十余年，1947年春，3队文物和护送人员才重新在重庆集合，沿江顺流而下回到南京，继续存放在朝天宫里，开箱整理并开设了临时展厅。

此后不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部分文物开始有计划地运往台湾。由于条件所限，随行人员从19557箱故宫文物中遴选出2972箱精华，其中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一并运往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它们最终落户于台北故宫所在的阳明山下。

“历史的演进在湍急的奔涌之后又复归于静静的流淌。75年前，也是这样的冬日里，也是这座城市中，无数的国之瑰宝悄然离去；60年前，又是一个萧索冬日，她们当中的精华部分再次漂向了一座美丽的岛屿。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胡骁在2008年12月的随感中写道。

文物背后的乡愁记忆

70余年对于古物来说，不过是其存世时间中短暂的一段，而对一个人来说，却几乎是漫长的一生。文物颠沛流离的背后，尘封着守护者们深切的悲欢离合和乡愁记忆。在采访《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总撰稿胡骁和书法分集导演祝捷的过程中，几个亲历文物迁台者的名字被反复提及，庄严便是其中之一。

从1933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的庄严就带着家眷，跟随故宫文物一路南迁，最后护送60余万件文物抵达台湾。

“当时好多人走的时候，老婆孩子都没带。庄严到台湾以后，并没有直接到台北，先在台中安顿，他们家里当时买的全是最简单的家具，随便找一个破屋子，因为他们想着随时准备回去了，凳子是竹编的，扎起来那种。”通过片中的采访，祝捷对这位书法家的经历几乎已经稔熟。

文物抵达台湾后，在台中雾峰乡的北沟停留了15年，庄严也在北沟陪伴了整整15年。尽管条件艰苦，他和一同赴台的专家们依然保持了中国文人乐天知命的精神传统。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那时庄严领头组织了一些活动，类似于王羲之在《兰亭序》中的曲水流觞，自制一些道具，在溪水边作诗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