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沈苏儒先生离开我们而去了，我至今依然不愿相信，甚至不敢去想！因为只要一想到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再见不到他那慈祥亲切的笑容了，泪水总如泉涌。

沈苏儒先生是中国外文局资深外语专家和翻译家，曾任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副总编辑。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自1945年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译出版工作，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直到去世前，已年届九旬的沈老，依然在研究着翻译理论。在6月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为他举行的小型告别仪式上，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刚刚赶印完成，其中最新的论文，就发表在2009年……

“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沈苏儒先生是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的译者、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是为数不多的宋庆龄研究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宋庆龄书信的翻译和宋庆龄研究方面，给予了我们大量无私的帮助，并且提出过许多具体的、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2004年，宋庆龄故居研究中心编辑《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时，由于新增了许多图片和资料，并且要精益求精，中文版内容几易其稿，而英文版要同时印刷出版，因此，留给英文翻译审校的时间非常有限，沈老当时已是85岁高龄，当我把厚厚的中文稿本拿到他的面前时，同时告诉他时间紧迫时，非常地不好意思。可是沈老却微笑着对我说，“为了宋庆龄的事，放心吧，我一定尽力！”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如何夜以继日的，我只知道，不久之后，他就告诉我可以来取了。当我看到被整齐地打印出来，并仔细地装订在一起的，甚至比中文稿本还要厚的英文译稿，以及他脸上明显的倦容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宋庆龄的书信大部分是用英文写成的，并且许多都是手写体，较难辨认，翻译起来难度较大。沈老非常关注宋庆龄书信的翻译工作,当他得知我们计划组织力量把以前出版过的宋庆龄书信的译文全部再校阅一遍时，他中肯地指出，“能做到当然很好，但工程很大，特别是担任校阅的人恐很难找。我看是否有选择地做，认为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可复核一下。这样的复核重在有无误译，而不在文字。”他告诉我们，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极大多数宋庆龄书信有一些特点：一是非常“人性化”，就像是和对方谈心；二是因为她总是很忙，所以不可能字斟句酌；三是她有很强的保密习惯，所以往往用代号或隐语；另外她又有很强的幽默感，所以有时又夹一些俏皮话，因此要“原汁原味”地翻译好她的书信，是相当困难的。他认为如要复核，“应该是为了求真，即力求忠于原意及事实，而不是去追求文字上的修饰，否则可能弄巧成拙。”有一些宋庆龄的书信，我们直接请他翻译。沈老的译文，总是精益求精。

翻译大家的“信达雅”

2007年7月，我们请沈老收研究中心的三名工作人员为学生，指导翻译宋庆龄书信，以帮助研究中心培养后备力量，改善宋庆龄研究和相关资料翻译后继乏人的局面，沈老欣然应允，而我有幸就此成为了沈老的学生。

沈老向我们每个人签名赠送了他所著的《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并说，翻译宋庆龄书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对她的生平、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有一个基本了解，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她的写作风格。译文要努力做到“信达雅”，特别要注意“信”，如：千万不要把一张她匆匆写就的便条译成一篇公文。因宋庆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双文化”背景，书信翻译中的人名和称谓成为翻译难点。他强调，编制专用名词索引非常重要和迫切，是翻译工作的基础，建议我们从基础工作做起，首先整理、熟悉宋庆龄相关著作中的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他还把他亲手编写的《宋庆龄书信集人名注释索引》送给我们作参考。

沈老对我们的指导非常悉心，我们提交的翻译“作业”，他总是很认真地加以批改。对我们在翻译方面的进步热情地加以鼓励，对于翻译不当之处，他从来不会批评我们翻译得不好，而是详尽地帮我们解释难解的词意，启发我们怎样翻译更为恰当。他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长期翻译生涯中的感悟和体会。他不仅把我们看作他的学生，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成为沈老的学生，其实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我很惭愧，我实在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一段时间以后，因研究中心一些项目工作较为繁忙，虽然仍有时前去看望沈老，但我翻译宋庆龄书信的工作却渐渐停顿了下来。总以为沈老的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来日方长，可以慢慢请教。去年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打他家里的电话总也没有人接，突然之间得到消息，原来他已身患绝症，住了一阵医院后刚刚回到家里休养。我们立刻前去看望，他的小屋温馨依旧，可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沈老明显消瘦了很多，手冰凉，声音有些沙哑，精神也大不如前了。我们假装不知道他的病情，还故作快乐地与他谈起我们近期工作的进展情况，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坐了一会儿我们便起身告辞了。他说你们现在工作很忙，就不要常来看我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日渐憔悴的样子。临走时他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楼梯口，并久久地握住我的手，就像在与我们做永久的告别。我再也忍不住了，怕被他看见已控制不住的眼泪，他的手刚一松我就跑出了楼门外，一路上任自己的泪水不住的流，那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最后一次生日

2008年11月底，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些好转，我打电话话说要去看望他，他也不再拒绝。12月1日，我们带着预定蛋糕，去给他过生日，他一见我们，就笑着说，“没想到小邵也会耍花招了，放下电话，我一盘算日子，才知道你们是要来给我过生日！”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握手的时候，感觉他的手很温暖。他说：“我相信肯定是医生诊断有误，你们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也宁愿相信是医生判断错误，我们为他唱生日歌，陪他渡过了一个很愉快的生日，还说明年还要给他过90大寿。但没有想到，这却是我们给他过的最后一次生日了。

沈老最后一次住院之后，就一直不让我们去看望他。我们也怕去医院看他，会影响他的休息。期间我们给他送去了一个花篮和一张写有我们真诚祝愿的卡片，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然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有回来。2009年6月4日，他静静地离开了所有热爱他的人们。7日中午，我才得到消息，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以为将有一个追悼会让我能去送他最后一程，但他不愿惊动太多的人，最终连追悼会都没有开。只是8日，《今日中国》的同志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终究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虽然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我的惰性让我失去了很多向他请教的机会，这令我万分懊悔，但他的教诲我却铭记在心，他的遗愿我们会尽力完成。我相信，在天堂里，他依然在微笑地看着我们，依然会关心和支持着宋庆龄的事业。

沈老，我永远的最敬重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