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洛杉矶的资助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而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组织，1938年成立）的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捐助到了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质几经磨难，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在运送来的东西中，有鱼肝油、盘尼西林、代乳粉、药品、衣服、被子，还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们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物资全部被用到了孩子们身上，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托儿所实行政府供给制，除政府供给外，还有来自美国友人的救济款，有良好的医药设备及严格的隔离措施。父母或代管人如果在特殊隔离时间来看望，就要按要求穿上隔离服带上口罩才能进托儿所。每逢星期天，洛杉矶托儿所附近的小坡上都会迎来很多孩子们的家属，父母们轻逗孩子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歌声撒满小山坡，这样的图景会持续到傍晚起风的时候，穿着红绿彩色隔离服站成一排排的孩子们挥手送别逐渐走远的父母。

    大量珍贵照片被丑子冈的后人妥善保管，翻看照片可以看到孩子们个个虎头虎脑，十分健康，这些都有赖于充裕的经费。每年，托儿所会发给每个孩子两套冬衣、两套夏衣、四双鞋子、四双袜子。孩子们的课涉及美术、音乐、识字、卫生及游戏，每个孩子均有记上名字的毛巾和面盆，而平日的菜谱也被经常更换，每月每个孩子还有500法币的伙食费……

    在由中国福利出版社资助出版但未公开发行的《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纪事》图片集里，附录有孩子们当时的饮食作息情况：大班孩子自清晨六点半起床，洗脸、洗手后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钟开始“卫生检查”；九点十分开始“表情歌”；九点五十“游戏”；十一点半“吃中饭”；两点半“故事”；三点半“自由玩耍”……各种生活管理的详细列表显示了当时这所托儿所管理的规范。注重卫生在小表格中多次显现：五点要用食盐刷牙，有虫牙的改用盐化氟，沾上小棉花棒擦虫牙；饭前要洗手，睡前要洗手洗脸洗脚。由于保育员们很注意平时的卫生和预防隔离，一般外面流行的传染病都带不到所内来。日光浴，这种现在还很时髦的户外健身方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用在这个托儿所的日常训练中。

    而鼓励式教育方法也在那时被提倡，教学们给每个月选出的好孩子衣襟上挂上一朵花和红布条，上面写着“呱呱叫”，而表现不太好的孩子身上则挂白布条，上面写着“鸦鸦鸟”，以此来唤起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羞耻心，扬长避短，纠正错误。无论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否存有弊端，而在当时，能这样做也足见用心之切。

傅连 （中）1941年在延安中央托儿所检查工作时和孩子们合影。他左手抱的是罗小金，右手抱的是毛娇娇。

行军途中，丑子冈和孩子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