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书签的故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儿童时代》也在这年春天复刊了。宋庆龄欣然命笔，撰写了《祝贺<儿童时代>复刊》。有一个当年的小读者，名叫严森，“文革”期间当了上海49路公共汽车司机。他一直为这样好的一份杂志停刊，感到十分痛惜。每当开车经过杂志社门前时，他总是特意把车子开得慢一点，以便多看一眼门口依然挂着的牌子，心里充满惋惜和企盼。有一次，他步行经过门口，看见《儿童时代》的木牌挂歪了，便停下来，轻轻把它扶正，又朝门里张望，他是多么希望重新见到童年时的好伙伴啊！看到宋奶奶祝贺《儿童时代》复刊的文章，严森欣喜若狂，连忙写来贺信。后来，他还认认真真作了一幅很大的彩色画，亲自送到儿童时代社。

    那时，编辑部每天的来稿来信，堆得像小山一样。有一天，编辑部收到了一封来自东北的5000字的长信，里面夹着一张墨绿的小书签，上面印着一束小白花。一行小字写着：“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位老编辑回忆，这是1958年《儿童时代》随刊赠送给小读者的。

    写信的人说，《儿童时代》是她小学时的良师益友，她一直将这张小书签珍藏着，作为她童年留下的永久纪念。在动乱的年月里，几次搬家，心爱的玩具丢了，喜欢的衣服丢了，这张绿色小书签却一直带在身边。在碰到困难时，她拿出书签看看，就好像增添了力量。这位当年的小读者，写信时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为了表达她对《儿童时代》复刊的祝贺，她把这张心爱的书签寄给了编辑部。

    这张书签，当时杂志社没有保存，弥足珍贵。最后大家决定，仍将这张书签寄回给那位当年的小读者，并写去了热情洋溢的信。

    宋奶奶的复刊词激起很大的反响，惊喜之际，人们纷纷争订杂志。复刊第一期订数很快达到60万份。但当时纸张紧缺，上级只批给《儿童时代》每期30万份纸张。一时间，杂志供不应求。云南省邮局因没有订到，竟发急电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要求订《儿童时代》。有些外地的读者买不到，只好托上海的朋友购买。上个世纪80年代，《儿童时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我是读着《儿童时代》长大的”，这本小小的杂志，已经成了几代人关于童年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