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从2008年开始关注异地高考问题，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为异地高考建言献策。在本次两会上，朱永新代表民进中央做大会发言时专门提出“建立国家教育资源信息平台”，呼吁应对随迁子女的人数、就学状况等做全面摸底调查，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限制。

各地“异地高考方案”出台的新闻一度引发诸多讨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异地高考”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外地人口流入最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虽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全国各地已于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了异地高考具体办法，但其具体方针却并未让家有高考儿女的父母们满意。

今日中国：相对于每年有数百万考生参加的高考来说，异地高考问题只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但它为何引发全国热议？

朱永新：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以及众多随迁人员所带来的其留守子女和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我们向来倡导“公正、平等”，却在最应该值得体现公正公平的教育领域“食言”了。我们倡导素质教育，最后却终因一纸“规定”把莘莘学子挡在了大学的门外，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能进入这扇门的机会。

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已经发文要求各地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这表明，让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中央的政策是明确的。但由于中国高考实行分省录取按户籍报考的基本制度，非户籍人口的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的升学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如果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参加高考，那么，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回户籍所在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即便当地允许他们中考借考，但由于高中课程不同各地高考试卷不同(中国有16个省市实行分省命题)，加之有省市要求“户籍+学籍”双证报名，要在户籍所在地高考，就得在户籍所在地接受高中教育。

这种制度安排，人为地造成家庭分离，一些在城市务工的人员，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造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少年现象，既给这些家庭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也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孩子，面对社会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地域歧视，很可能形成对城市和社会的仇视情绪。

所以异地高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和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并发症。

“异地高考”问题已不再是小群体问题，中国近几年对高考改革和“异地高考”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它的改革也必将牵动着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今日中国：各省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先后出台破解异地高考症结的政策措施，但似乎北京、上海、广东的政策引发了大量的不满和争议，为何北、上、广成为难点？

朱永新：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出台解决异地高考的政策措施，目前看上海、北京、广东的政策争议最大。

首先，这3个省市是外来人口相对比较聚集的地区，流入人口多。像广东是全国外来务工的第一大省，我看到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广东有339万外来务工子女（含省内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占全国1/3，这一数据表明，在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上，广东是全国形势最严峻、问题最突出的省份之一。

其次，这3个省市也是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实质上，引发对异地高考政策不满的关键是对名校入学机会的竞争。由于名校在北京、上海等地数量多，而且招生政策也对本地有倾斜，录取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因而在当地就读考入名校的概率也远高于其他省市，本来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孩子却要回原籍考试或录取就显现出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