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市公布了异地高考过渡方案。进城务工人员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有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可参加2014年高职考试录取，

政策公布后，最为沮丧的莫过于高二、高三随迁子女的家长。因为随迁子女在北京考本科的大门，依然紧闭。

“很失望。”高二学生家长园梅对记者说，“我原本以为，北京会将门槛设得很高，但终究有人可以符合条件，但没想到是‘铁板’一块。”

我们不是高考移民

1999年，园梅的丈夫因项目合作从河南来到北京。四年后，园梅带着儿子与丈夫团聚。如今，儿子就读于北京市东城区某重点中学，成绩优秀。

“如果他在北京考，一本没问题。但回河南的话……河南高三考生前两年是90多万，北京才七八万人。最重要的是，孩子是在这上的小学中学高中，两地教材、试卷都不一样。”

在北京和上海，高考更容易是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北京、上海分别有26所和9所“211工程”高校（全国共112所），7所和3所“985工程”高校（全国共32所），36所和9所中央部委属院校（全国共111所），且有不少高校在属地招生的比例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

园梅说，来北京多年，虽然无北京户口，但也无太大不便，除了孩子的高考。儿子对老家已经没有概念，生活和一般的北京孩子没有两样，周末就和一帮孩子出去踢球。

在内心里，园梅希望北京像上海一样推出积分制。

“我们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有居住证，两人纳税都超过10年，孩子的北京学籍有8年。我爱人是高级工程师，高级职称；我是高级教师，中级职称。”她认真地历数种种可能开出的条件，还算上了两人的学历，“如果有明确的门槛，我们肯定能达到。”

但北京的过渡方案几乎浇灭了她的信心。她的失望逐渐变成了愤慨：“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只能考高职？”

像园梅这样的非京籍人口，北京市目前有700多万。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达到4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9%，同时74.7%以上的随迁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

在儿子上初三时，园梅就得知无法就地参加高考，但她并不担心。“每年出台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我们肯定能等得到。”随着孩子上了高中，她的心情越来越焦灼。

2011年，她加入了一个争取孩子在京高考权利的志愿者QQ群。现在QQ群已经扩展到60个，有1000多人。

他们大多来京多年，有房有车，重视子女教育，既不能接受孩子回家成为留守儿童，也不甘于孩子只能在北京考高职。其中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

“如果北京担心容纳不了，不能一下子把大门打开，可以慢慢来，但不能连个门缝都没有。我们不是突然转学来的高考移民，而是在这生活了十几年，已经扎根，应该有条件地被允许就地高考。事实上，现在通过学籍联网，对于高考移民技术上是可以防范的。”园梅说。

现在，园梅在家里很少提及异地高考的事情，更不会在家里接受记者采访，怕给孩子带来压力。学校的老师也很体谅，从不在班上提异地高考的事情。

“但很快地也要面对了”，园梅说。她看到一些家长送孩子出国，有些心动，但一年三四万美元的花费让她犹豫。

“其实很多人也是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的”，“园梅”说。她和丈夫正商量要不要把郑州的一套房子卖掉，作为孩子出国的部分学费。

2010年，得知在北京高考无望后，崔女士的女儿在高三第一学期独自回到山东老家，在当地一所高中住校备考。

1999年，崔女士因所在粮食企业不景气，与爱人一起从山东来到北京，在私企担任会计。十多年间，她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取得了北京市“绿卡”，女儿得以在北京顺利地参加了初考和中考。在高中班主任提醒下，女儿才知道自己必须回老家高考。

“山东是‘高考重灾区’，且要多考一门，教材难度也不同。女儿的第一反应是问我能不能弄到户口。我打听了，太难了，50万元也不一定弄到。我告诉孩子，大不了回去复读一年，一样能考好学校，这样最多多花二三万元，你一个人就为家里省下几十万。人多经历一些受用一生，换个环境读中学，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等等，后来时间一长她也认可了。”崔女士说。

女儿第一年高考失利。所幸她埋怨不多，复读后考上了青岛某二本院校的一本专业，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对于这个结果，崔女士表示“还好吧”。她说，女儿虽未表态，但内心多少还是有点遗憾，原本在通州某中学年级前十名的她，理想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会计专业。

崔女士说：“从纳税的角度说，我们这十多年来的各种税都交给了北京市，并没有返还到我们的真正户籍地，包括买房的契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平日消费里隐含的企业增值税等等，”

“地方过度保护产生的特权，不仅给外地孩子的高考带来不便，长远来说也影响到本地孩子的竞争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谁来说都有好处。”崔女士平静但坚决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