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社区事务

社区8号楼16层，走出电梯间，雪白的墙壁上缀满新春对联、福字、冰花等漂亮装饰，和其他楼层走廊的陈旧灰暗形成对比。住在这里的梁子珍、刘梦丽告诉记者，他们楼层的住户凑钱请人粉刷走廊墙壁已经超过30次了。年过花甲的刘梦丽露出小孩子一样天真得意的笑：“我们楼道漂亮吧！我们是小区的主人，要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爱护。”72岁的梁子珍是社区居委会委员。林莹介绍说，梁子珍热心社区事务，不仅为社区活动多次捐赠DVD机、录音机等设备，一次性捐赠2000元用于购置演出服装，而且在社区重大事项决策中提供思路想法、建言献策。

在社区，像两位老人这样热心公益的居民代表、志愿者有100多人，其中核心骨干70多人。用刘梦丽的话说，碰上重大活动，像给2008年奥运会当场馆拉拉队时，为了练好队形、统一动作，他们很多人都把家务置之脑后，全身心投入到排练中，整整练了3个月，真是付出了很多，但能为奥运作贡献、为社区增光，他们觉得辛苦也值得。参加社区的活动，更让他们觉得退休后的生活充满乐趣和意义。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为了解释清楚居委会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林莹和她的同事颇费了一番口舌。通过事后的补充采访和咨询，记者归纳了一下，总体而言，目前的居委会仍然面临着职责、身份方面的不平衡或定位模糊：

首先是履职不平衡。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1989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将居委会描述成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2010年，政府发布《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社区居委会具有三项主要职责，即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

但目前的事实是，由于政府等各级部门将居委会当成了“政府的腿和行政的嘴”，把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下放”到居委会，因此就出现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居委会一个小门对政府20多个大门敞开”的局面。居委会疲于应付政府的任务，在履行其他职责方面耗费的人力和精力就少多了。

“政府有多少个部门，在我们社区，就能找到多少个相应的岗位。”赵娟说，楼门口指示牌上看到的十几个办事机构其实都在这套房间里，一人身兼数职成为居委会分工的常态。

一位街道办负责人，曾分管过民政事务，对社区居委会进行过系统研究和了解。他很坦率地说，根据相关法规和条例，居委会履行的是基层群众自治职能，不是政府派出机构，不能代替政府开展群众工作。但又有条例指出，政府对居委会有指导性，居委会有协助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的职责。“协助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的实际结果，就是很多部门都把社区居委会当成了政府的最基层机构”，党务、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安全生产、人口计生、公共卫生等众多事务，都通过居委会落实。平时，大家上班，居委会工作。节假日，大家休息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却歇不了，小节小忙，大节大忙，碰到像2008年北京奥运、2009年国庆60周年那样的大活动，就更忙了，做宣传、挂彩旗、挂灯笼，组织人员参加活动、维护秩序等。“社区工作者累，这确实是有目共睹的。”这位街道办负责人由衷感慨。而与此同时，居委会虽然会依法按程序开展像区人大代表选举、社区党组织选举、监督社区物业服务机构等活动，但从活动推广力度、社工投入度和居民参与度等各方面来说，都还有改进提升的空间。

其次，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定位也不够清晰。林莹告诉记者，他们算社会工作者，居委会既非事业单位、企业，也不是参公单位、政府机构。

另外，经费不到位、收入不高留不住人也是居委会工作力量不足、影响管理和服务效果的一个因素。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收入不叫“工资”而叫“补贴”，他们的补贴、居委会的办公经费等都由区政府拨付。林莹作为居委会副主任，身兼多职，每个月收入不足3000元，低于北京平均工资水平。

针对居委会工作负担过重、人员经费不到位等问题，政府2010年发布文件，提出了发展壮大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队伍，把居委会工作经费、人员报酬、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等措施。林莹说，居委会确实感受到了这些政策带来的变化，譬如这两年招聘来的大学生社工越来越多，职业社工资格考核工作已经展开，她自己也通过了资格考试。这两年，上级给居委会增加了公益金，今年，又为大家配备了智能手机用于信息传递。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政府有关措施的逐步落实到位，居委会工作将日益走向良性发展轨道，早日回归“民主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