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大举除旧布新，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各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体无完肤的批判。随着意识形态一律局面的达成，争论多年的“古今中西”的文化难题似乎以一种非文化的方式宣告终结。但没过多久，一场以“文化”为名的所谓“革命”狂飙而来，家长制、血统论、山呼万岁等早已在辛亥时期就已经被人们唾弃的专制主义文化，穿上时兴的“革命”外衣，再次粉墨登场，反过头来“革”现代文明的“命”，带来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正因为如此，“拨乱反正”后的人们深刻认识到启蒙并未完成，新文化运动诸贤们面临的难题依然拷问着当下的思考者，中国走向现代所面临的文化难题还需重新求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中西文化之争过程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文化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中国人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中国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是作为救国的思想武器引进的，并一度空前兴盛起来。1927—1937年的10年，被史学家称为“红色的30年代”。而上海与延安，则是红色文化的两大发源地。

随着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红色文化悄然兴起于上海。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倾向左翼的青年人，音乐、电影、教育、新闻等也都存在过一些左翼的小组。同时，各种红色作品也大量涌现。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运动时期，江西等地的革命根据地中一派俄国风情。留苏学生对苏俄照猫画虎、亦步亦趋，使红色文化以一种滑稽的形式在苏区铺天盖地存在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则痛定思痛，从中国古文献中独具匠心地拈出“实事求是”四字，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民族形式、科学内容、为大众服务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圣地，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汹涌奔赴西北。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就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他们的到来，壮大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也加速了上海和延安的红色文化的合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延安知识分子们成为全国宣传文教领域的领导者，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向红色文化自觉“投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先生生前曾回忆过这一段心路历程：当时，知识分子认识到过去的一套没用了。“我们是文化投降的，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直至进入新世纪，政治舞台风云变幻，红色文化潮起潮落，从90年代的毛泽东热，到今天的“唱红歌”，但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然，在百年的文化嬗变中，红色文化已演变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而且是一种最具活力和大众性的传统，融入当代中国人潜意识深处。

文化日渐走向多元

辛亥革命不仅是把满洲统治者赶下龙庭、在政治上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权统治，而且在文化上颠覆了皇权的基础，把人们的思想从帝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文化嬗变相表里的，是自由精神的大解放。辛亥革命，唤起了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觉醒。从此，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供国人思考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原有状态被打破，开放、多元化成为这30多年来文化格局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打开，“萨特热”、“弗洛伊德现象”、“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尼采现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纷纷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进入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和港台言情、武侠小说一起进入内地，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台湾的校园民谣、香港的四大天王，都成了通俗文化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