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刊登了几篇访谈，报道我关于“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投资”的观点，据此报道而摘发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众多非议。在此，我郑重声明，自去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回国以来，我未曾就此问题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专访，这些媒体访谈在刊登前也未通知过我，或征求我的同意。细看这些报道的内容是编篡自我在不同场合的公开演讲对听众所提问题的答复。然而，有些内容，例如“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是因为过度投资”的话，则是我不曾说过，也不能同意，而是撰稿者妄自添加的观点。

媒体所以会热衷于刊发我关于投资和消费问题的看法，乃因目前国内舆论一面倒向消费拉动论，“投资”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中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我则是少数还在强调投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这种舆论的形成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由此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主张中国转为采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少储、投资和外贸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宏观调控措施，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在外部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和国外一样，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采取反周期的措施，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并借机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1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加深了国内外对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中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中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长率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原因不在于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去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的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长速度下降归咎于中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是，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十三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