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更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
除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中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目前仍处在成长期或者是成熟期，如何避免这些城市在发展中形成新的问题，也是中国破解资源型城市“魔咒”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避免这些城市的官员走上无视资源环境代价，单一追求GDP增速的错误老路。
事实上，通过改变政绩考核体系来调整官员行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思路，一些高校的研究机构也曾试图推出绿色发展指数，来代替GDP指标。不过，想让政绩考核更多反映民生、环境、资源等领域的诉求，也让新的发展指数臃肿而复杂，缺乏实用性。
郑新立此番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仍采用GDP指标，但纳入与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相关的负资产概念。
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上，郑新立指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制度保障。
要建立这一制度，首先是对自然资源的损害能够被量化。他表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让我们对自然资源衰减的情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方便自然资源衰减以后建立一个补偿机制。但怎么编制，包含哪些指标，如何划分正资产和负资产等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求解。
其次，要让给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带来负资产的官员被追责。郑新立表示，未来地方行政长官任期结束时，需要评估其任期内所管辖区域的自然资源资产是欠账了还是增加了，对出现自然资源资产重大损坏的要进行终身追究。
其三是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损坏的赔偿制度，“比如说你作为煤炭开发者开发了煤卖了钱，或者发电你挣了钱，就要对资源的使用付费，要交钱。另外你污染了环境，排放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对不起，拿钱来。”
转型不是上几个项目那么简单
无论是兜底存量问题，还是控制增量压力，都是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防守性”战略。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矿竭城衰的“魔咒”，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让这些城市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实践证明，资源型城市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彭会军表示，德国的鲁尔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推进转型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失业率来看，德国鲁尔地区的失业率在全德国还是最高的，这彰显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难度。
她表示，资源型城市要转型，关键是通过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改变经济结构单一性，但发展什么，往哪转是一个问题，绝不是仅仅上几个项目就能够叫做转型。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指出了一些方向。
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由资源型城市变成区域中心城市，能带动周边的发展，又得到区域支撑。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型城市都能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对于这些城市，可以考虑转变成大城市的功能性城市，通过互补性，寻求与大城市的共同发展。
肖金成强调，除了转型之外，放手也是一种思路，“有一些城市，尤其是矿区，资源枯竭了，在这里硬撑是没有出路。比如说有一个城市的矿物局发现当地的煤快没了，就去其他地方找矿开矿，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工都带过去了，这样给当地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转型陷阱：焦虑与有恃无恐
中国互联网上有一句形容爱情的名言：“得不到的都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句话用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中也十分贴切。
彭会军介绍说，目前，在中国一些资源已经枯竭的城市，由于经济下滑、环境破坏、职工失业等问题的存在，当地官员和民众对转型有着热烈的期盼。
但最令人担忧的是，相当一部分成长型或者成熟型的资源城市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新的矿山不断出现，资源开发强度过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很严重，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事实上，国际上也有一种类似的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上世纪中期，荷兰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田，随即引发了一轮天然气开发热潮。天然气出口带来的经济繁荣，削弱了该国对工业制品国际竞争力的关注，并由此带来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拉美经济正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需求的爆发，使得巴西、智利、秘鲁等国家纷纷出台产业政策，加大了对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多国制造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
目前，中国如何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绕开“拉美陷阱”是各方广泛关注的议题，而告别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一步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的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着力培育和增长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新优势。
“怎么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有两条路径，一条把过去资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创新驱动型。第二条按照问题倒逼的思路，进一步加快我们改革的步伐，加大工作力度。”彭森说。
彭会军也提醒说，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资源开发都是有一定周期的，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资源型城市更是如此。她强调，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选择主动转型，可以较为平稳且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