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空间阻力：

“污点证人”扮演关键角色

相比于对国内企业的执法，对跨国公司的反垄断调查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除了垄断联盟行事隐秘，很多垄断协商发生在国外，执法人员无法前往实地调查也是重要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反垄断惯用的“宽大原则”就成为反垄断执法的利器。

“宽大原则”之所以在反垄断调查中无往不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反垄断处罚的严厉标准。中国反垄断法规定，执法机构对于垄断企业可以处以上一年销售额1%到10%的罚款。

高额的潜在罚款压力，让“首先自首、免除处罚”变成涉案企业的一根救命稻草。在美国、欧盟和韩国对液晶面板的反垄断调查中，韩国三星每一次都是率先自首，通过交出其同盟企业涉嫌垄断的证据，获得免于处罚的待遇。

不过，要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自首，首先需要让企业相信当地政府反垄断的决心。

由于中国在2013年前没有任何针对外企的反垄断执法，韩国三星在中国却一直在观望。不过，很快，三星就为其对中国反垄断执法决心的误判付出代价。

从2011年底开始，发改委反垄断局共派出55个调查组，近500人次，对案件开展密集调查。在发改委调查的重压之下，已在美、欧遭受重罚的台湾友达率先松动，主动到国家发改委报告了其2001年到2006年间和其他5家液晶面板企业一起参与价格垄断的行为。案件自此取得重大突破。

LG、台湾奇美等企业随后也到发改委提交了自认报告。在其他欧盟美国和韩国均被免除处罚的三星最终被罚款1.01亿元。

发改委反垄断局日前对12家日本汽车配件生产商的调查同样得益于“宽大原则”的运用。虽然无法到国外调查涉案日企的违法行为，但近年来政府反垄断执法的频繁亮剑，日立公司和不二越公司率先自首后提供的重要证据，让发改委反垄断局对看似铁板一块的日企垄断联盟的反垄断调查出现突破口。

竞争中立原则：

反垄断不针对外企

在赞扬中国为竞争护航的同时，一些外国媒体亦担心，中国的反垄断执法会影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环境。

对此许昆林强调，中国的反垄断执法不会区分企业是什么性质，内资或是外资，国企或是民营，只要违反反垄断法，都会去调查。

他表示，2013年的诸多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处罚的企业里头，有境外的企业，有外资的企业，也有国内知名的国有企业，所以不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

而从已披露的案件来看，目前被查的外企均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

在液晶面板反垄断案件披露后，一位国内知名彩电厂商负责人就曾表示，外企说怎么涨价就怎么涨。该企业某一年初曾和一家面板厂商签订一单大合同，结果到了年中，面板厂商直接更改合同，将单价上调5美元，“你不接受，他就停止供货，此前签的备忘录根本没有作用。”

而在近来披露的日本汽车配件生产商垄断案中，部分企业的垄断行为更是持续了十年之久。

此外，与调查本国企业相比，中国执法机构对外国企业的调查更为谨慎。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表示，外国企业应对反垄断调查的经验丰富。近期被调查的几家外国企业，其所在国均是反垄断法制发达的国家，都有过在其他国家被调查的经历，甚至受过其他国家的十分严厉的处罚，有极强的反垄断法律意识，应对各国反垄断执法的经验非一般企业可比。因此，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工作一直是慎之又慎。

时建中指出，尽管各国反垄断法律的具体制度有所差异，但是反垄断的目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反垄断法可以被视为国际通行规则。在其他国家不可以实施的垄断行为，在中国当然也不应当被允许。

除了强调真凭实据，中国目前也非常注重程序正义，在执法过程中注重保障涉案企业的申辩权。

据了解，在8月7日发改委反垄断局向住友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后，住友在8月14日提出了书面陈述申辩材料，表示其7月21日提交的上年度销售额数据中，将两家合资公司的销售额全部合并计入，现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照合资公司归属住友的权益对销售额进行部分修正。

发改委反垄断局负责此案的官员介绍说，经研究，发改委对符合法律规定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了采纳，对住友的罚款由告知书的3.4272亿元调减到决定书的2.904亿元。

上述官员强调，发改委在每次执法过程中，都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告知涉案企业其涉嫌违法的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或者提出听证申请的权利。

而执法者亦做好与涉案企业对簿公堂的打算。

不久之前，中国知识产权局遇到了苹果公司的诉讼。许昆林表示，做执法工作，碰上官司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被调查处罚的对象有权利依据法律规定进行一些复议甚至诉讼的要求，相关的执法机构也会依法进行应对。

他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相信今后不一定没有这种情况，这个都是正常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