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终发布了《中国通信企业华为、中兴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耗时近2年的调查报告公然指责来自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具有官方背景，并将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根据可用的机密和非机密信息，我们不能相信华为和中兴未受外国政府影响，也不能相信他们不会对美国和美国的系统构成安全威胁”。进而，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美国市场的电信设备业务。虽然该报告仅是立法机构某常设委员会的调查建议，在美国决策过程中并不会发挥关键的制度化作用，但在“重返亚太”和“选战政治”两大国际与国内政治背景之下，该报告足以揭示中美关系中长期隐含的不信任。而就在此报告公布的10天后，中国最大的民营设备制造商三一集团宣布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外资委员会，以抗争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三一集团在美的风场项目并禁止转移已投建设备。中国企业如此史无前例的决定和举动，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走向何方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作为调查报告的靶子，华为和中兴两家企业享有极多的同构优势：均为通信设备的民营企业，均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均在中国经济腾飞中乘势而上、急速崛起，均已在国际市场中坐拥了极大的份额与影响力：华为、中兴在全球电信设备业界已连续数年分居第二、第五位，2012年上半年华为更以1027亿元人民币收入超越爱立信而独占世界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华为、中兴在所谓“走出去”的全球化战略上也堪称楷模，近年来两公司在海外市场收入均超过了国内市场。2011年，华为2039亿元总收入中有68%来自海外，中兴则为54.21%。换言之，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骄傲和全球电信产业的领军者，华为和中兴代表着过去30多年来中国发展模式与成长道路的成功经验，不但是向世界展现中国风采的名片，更是中国现代企业实力的样板。

后危机时代中的世界已悄然间走过了三载春秋，国际格局仍旧处于极为微妙的变动与重构之中，其中至关重要的正是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关系的再平衡。处于相对衰落地位的不安，促使美国将维持全球领导力放置在国际战略的首要位置，一方面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密切勾连与互动，编制出“重返亚太”的围堵网络，另一方面竭尽可能以人权等议题诋毁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试图遏制中国经验对美国式民主的所谓“挑战”。一时间，美国国内的保守顽固派占据了中国议题的主要话语权，涉华政策也沾染上极为浓烈的意识形态对峙的气息，如今诬陷华为与中兴为“非市场经济主体”的报告也正是这一怪异逻辑的衍生品。在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反扑之余，来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也遭遇了海外企业的围追堵截，众多可能在与中国企业正常竞争中无法胜出的产业垄断巨擘转而选择了利用其对政客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推动倾向性政策的方式，来打压中国竞争者。从华为、中兴以及三一集团的个案观察，美国某些同行业竞争者极可能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和联邦政府的决策中存在着某种作用。而这一判断虽然并未被证实，但沿着其逻辑推测，这种借助政治力的竞争显然毫无正当性可言。

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能在本次众议院报告中一览无余，而2012年的大选背景则在最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负面态势。一方面，中国议题成为本次大选经济与就业核心主题的外化与延伸，两党候选人多以攻击中国作为制胜法宝，不但可将经济疲软、就业低迷的责任转嫁给中国，而且还能展现个人直面“国际主要挑战”的外交决策力。另一方面，从2010年牛刀小试到今年大选周期中的大显身手，共和党人中的茶党力量始终坚守财政平衡之外，在国际事务上也日渐呈现出保守化态势，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华府涤荡。当在中国议题上呈现出消极的“示强竞赛”之时，全部面对改选的国会众议员当然会倾向于合谋推出类似抹黑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报告，从2011年初展开的调查，却选择选前一个月抛出报告，其意图应当路人皆知。奥巴马及其政府内的外资委员会作出的如此蛮横无理的决定也完全如出一辙。此类伎俩，一来足以吸引媒体眼球，起到造势和拉票效果，二来又不致伤及中美经贸往来本身，不会损害选区的切身经济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的逐年统计，美国所有435个国会众议院选区均从对华出口中获益，而从目前的效果看，这些获益远未有效地重塑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在反恐议题有所降温之时，中国议题旋即上升为议员谋求连任而炒作起来最为简便易行且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面对美方的诟病，中国政府或应该不要急于采取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不给美方强调华为、中兴与中国政府密切相关的指责。当然，从长期而言，中国政府也需要考虑为外来投资企业设置更为制度化的门槛，以此体现中美在企业投资与融资领域的对等性。在政府有限反应的同时，华为和中兴一方面应当正确评估本次报告远未行政决策的准确定位，充分认清美国选举政治周期的客观影响；一方面在选举周期之后强化接受符合美国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向美国大公司学习雇佣专业公关公司进一步打通政府环节，或如三一集团这样遵循美国规则诉诸司法程序；另一方面或应采取全球视角、通盘考虑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在非洲、拉美等新兴地区与传统产业垄断者展开更为自由的竞争。值得警惕的是，就在美国国会发布报告后不到一周，英国议会宣布将就华为在英国的业务展开调查，而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和印度也曾阻止华为进入。这一信号揭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潜在可能性，也为我们反思“走出去”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如何让世界接受一个新型经济大国、如何将我们的发展红利分享给全球，或将是后危机时代下中国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