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经济中劳动力过剩的格局，并持续释放“人口红利”，配合了跨国公司的产能转移和本国产能的内生增长，支撑了高速的工业化。然而，中国总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比重由于老龄化的影响将出现下降；而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也是有极限的，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加之相当多地区在工业用地供应方面的限制日益明显，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对一般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地区在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迅速提升。很明显，在全球外资流动总量受限的格局下，发展中区域间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将增强，而相对成本变化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外资的主导因素。

再次，对中国而言，国际竞争对外资的分流效应日益明显，外资流入总量增长趋缓乃至停滞。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对寻求市场型的外资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的竞争力下降。因此出现了跨国公司一面加大在中国的门店投资，一面将工厂转出中国的情况。

从具体流向上看，近几年来外资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西进”和向东南业国家“南逃”并存的趋势。前者仍占一定优势，表现在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大幅增长；但后者动能则有所增强，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增量投资的选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存量投资的迁址方面。的确，跨国公司在生产项目的选址上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其他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或者干脆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的头号生产基地，但现在已经让位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南逃”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回流”，亦即跨国公司将自身生产基地迁回母国，广义上也包括将原先交由新兴经济体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迁回母国。与“南逃”相较，“回流”现象仅是初露端倪，并且大多是在制造外包方面，因此尚不足以为忧。然而，有分析显示：由于多方面因素（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和港口闲置吞吐量的利用等）的推动，中美两国间制造成本的差异将缩小。具体程度和速度见仁见智，但大方向则几乎没有争议。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回流”现象有可能渐成气候。如果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墨西哥，乃至若干欧盟新成员国（如捷克和匈牙利等）考虑在内的话，更广泛意义上的外资“回流”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外资流动和自身外资流入新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无疑，稳定外资总量仍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跨国公司投资活动进行引导，优化外资在区位、行业和价值链各阶段上的布局，促进跨国公司本土化，以提高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总体贡献。

就投资区位而言，鉴于中国外资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和中国经济的东西部差距，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引导外资“西进”、防止其“南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有关具体政策措施是卓有成效的。以富士康为例，该公司的确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东南欧和拉美进行投资，但其生产能力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的主导方向还是指向内地省份，如河南、山西、四川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成本上升和用工困难情况的持续可能使其“出走”步伐大大加快，而东南亚将是首选。

就行业和价值链而言，劳动密集、出口加工型行业对中国很多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变得比较有限，其外移似乎已成为地方经济升级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这种转移其实也是对前期向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忽视环境和社会代价“透支”发展的一种必要修正。在“旧外资”移出释放资源的同时，如何将“新外资（及内资）”引导到更高端的行业和经济活动是关键。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职能、研究发展、品牌管理等都值得特别重视。当然，鉴于各地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及优势的差异，“优质”外资的含义不尽相同。对沿海地区而言，外资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是地方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锁定的情况下，“腾笼换鸟”是不二之选。阵痛在所难免，但应力求防止“笼已空，鸟未至”的情况及其对就业的冲击。内地欠发达地区则应确立地方特色，塑造引资品牌，吸引跨国公司“眼球”，力争在与亚洲邻国的竞争中胜出。

“路人熙熙，皆为利来，路人攘攘，皆为利往”—以逐利为目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脚滑”（foot looseness）的特点，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它们难免会选择迁址。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的关键还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政策，塑造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结合，从而创造外资企业盈利、本土经济提升的双赢格局。

梁国勇，博士，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自2005年以来是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