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流入总量庞大，结构复杂，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巨大。但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利用外资的初衷并未达成。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可以带来宝贵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其更重要的贡献往往在于那些伴随资本而来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然而，“以市场换技术”的良好愿望在某些行业并未成为现实；相反，出现了“市场给出去，技术没拿来”的尴尬局面。以轿车制造为例：在长期存在的政策保护伞下，国有汽车厂商与跨国公司合作瓜分市场，分享垄断利润；这种情况近年来虽有改观，但过去的政策误区所导致的锁定效应仍使本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开发与品牌建设方面严重滞后。相反地，在高铁、电信设备和电力装备等一些领域，国内企业基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模式实现了技术飞跃；这表明引进先进技术完全可以不以出让市场为代价。

另一方面，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外资挤压本土企业发展等负面效应却显现出来。跨国公司进入与国内企业发展两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上下游企业可能通过关联效应从跨国公司的本土经营中获益，而同行业的竞争者也可能受益于技术溢出、示范效应和人才流动。一方面，竞争压力可能使本土企业提高绩效，改善经营；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可能对市场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并对本土企业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综观各产业，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夹击”下退守乃至败走的例子并不少。有人会说，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跨国公司的胜出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若国内市场被外国公司支配，可能葬送本国企业发展的机会，使产业动态发展和国际市场开拓的巨大收益落空。相反，只有通过开放竞争前提下的自身能力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摆脱“附庸”地位，掌握产业发展的命运——这对装备制造等战略性行业而言尤其重要。

外资也可能在环境、社会等方面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虽然所谓“污染天堂”假说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但在中国局部地区似乎有其例证。近期发生的若干群体性事件即暴露了民众对部分项目污染环境、妨碍民生的反弹和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在本地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在立项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利益保障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外资企业决策主体在境外，具有“脚滑”的特点，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可能选择迁址，带走就业。加之部分外资企业在投资、并购和经营管理中暴露的一些问题，中国民众对外资的看法已并非以前众口一词的大声叫好。

特别是在当下，资金不再短缺，外汇储备过剩，扶持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出口信贷政策和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和民众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效应也更加关注，对外资贡献度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很明显，中国经济的升级呼唤外资的升级，包括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污染高碳到环境友好、从低端制造到高端服务、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等全方位的升级。

如何升级？中国经济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力从长期来看必然减弱，因此如何引导外资投入到对要素价格不敏感的更“高级”的行业和经济活动是关键。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加工贸易的问题。加工贸易模式使中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造就了现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这种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国内的价值获取非常有限。解决此问题，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推动后向关联提高零部件供应的本土化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在价值链低端建立了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如何利用现有优势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提升和服务贸易发展。由于经济结构中制造业比重过高，服务业的发展无疑对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升级和增长至关重要。借助外资实现服务业有所突破，关键在于制定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取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之长，补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