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攻击、网络恶搞虽然能够表达出公众心中的愤恨，但在维权层面上却还是一片空白。此次“毒胶囊”事件爆发以来，消费者迄今仍然只是座上观众，仍然只是看着事态发展，听着各方表态，犹如一出只能叫好却绝不给登台的折子戏。到最后，无非是关停、查封、整改。至于我们送进嘴里的药物、食品和水，到底干净与否安全与否，则越来越是个谜。

为什么中国就没出现美国社会那种消费者提出巨额索赔，令企业喘不上气来的案例呢？这其中最大阻碍是什么？是因为中国消费者维权意识还不够强吗？在媒体不报道的情况下大众极难发现，毕竟普通人无法进行如此复杂的化学检验。但这也不是最大的阻碍，因为倘若有心，也不是完全无法取证，尤其是事发之后第一时间的留样和送检。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恐怕是中国消费者缺乏诉讼维权的通道指引，缺少诉讼维权的案例启发，缺乏具体法条的实际支撑。

在面对毒胶囊事件此类涉及面大、危害广的案例时便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如果消费者想直接提起诉讼，就会遇到怎样与其他同类消费者联合，怎样拿出有力的举证，怎样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等难题。如果说这些难题还可以借助诸如“诉讼代理”的机构来解决，那么现行的法律条文究竟能支持获得多大额度的赔偿，是一个令大多数消费者止步诉讼的最后障碍。

不能发动消费者的力量，就永远无法破解“毒某某”的不断出现。

政府监管面临防不胜防的尴尬

毒胶囊、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为什么发现问题的总是媒体记者？政府监管部门在做什么？这是近年来社会公众屡屡质疑的一个问题。

上游造假者被抓，下游药企全面召回，还有最高检要深挖事件背后执法监管人员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毒胶囊”黑幕越挖越深，也越反映出事发前上至监管部门下至制药企业的种种看似作为背后的不作为。政府监管并不万能，再严格的监管都有漏洞可钻，这是由监管力量与企业之间“一对多”的悬殊比例决定。政府可以在事后处理上雷厉风行，重拳出击，但在事先预防上，却面临防不胜防的尴尬。

毒胶囊事件中，暴露出中国药品生产和监管体制中的众多深层次弊端，表明当前中国药品安全形势仍然较为严峻。

制售假药具有跨地域特征，在“毒胶囊”事件中，工业明胶来自河北和江西，胶囊生产地在浙江，成品则销往吉林、四川、青海等地药厂。要打击这类具有流动性和隐秘性的违法行为，必须由各地药监部门共同调查和联合执法，而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成本。令人遗憾的是，调整省以下垂直管理恰恰使这种跨地区的合作成为不可能，因为在人事权和财权都属地管理的制度安排下，打击制售假药成为“公地悲剧”（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理性的地方政府会产生成本外溢的机会主义心理：只要制售假药不给本行政区域带来直接的风险，便可听之任之。在欠发达地区，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且不论跨省的打击假药合作，即便是跨市县的合作都很鲜见。国家药监局也不得不于2009年成立“打击生产销售假药部际协调联席会议”，以应对严峻的现实。

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以来，在“全国药监是一家”的口号下，各地药监部门通力合作，制售假药行为在中国一度得到有效遏制。然而，2008年调整药监部门省以下垂直管理后，业内不少人士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假药问题开始反弹，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药监系统的改革历程分分合合，时强时弱，国家层面监管体制的变化，至今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得到落实。中国的药品监管过于依赖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的行政化手段，现行的《药品管理法》基本沿用了行政处罚法的框架，没有建立起适用于市场化运作下的风险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最容易发生问题的药品流通环节，即过程监管方面异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存在真空地带。

而在执法、处罚方面也同样凸显立法方面的缺陷。由于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刑事侦查相脱节，在执法中屡屡出现不能执法的窘境。《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和《药品管理法》上规定的假药，其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刑法》规定，假药是指已造成和足以造成人体伤害的药；但目前的造假，很难直接造成伤害事实，不治病，但也不会把人吃死。

此外，药监部门执法是行政执法，不具备侦查手段，无拘留权，只有涉嫌犯罪的行为才会由公安机关处理，这次毒胶囊事件后的雷厉风行，也只是因为兹事实在体大，影响实在恶劣，才会出现大规模的执法风暴。

毒胶囊事件不只是个人的失职，而是监管部门的缺位，监管乏力已成为威胁药品安全的一个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