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的推手

中美建交后，一直由商贸、科技、经济三个联委会负责处理中美关系有关领域的问题，其中商贸联委会级别最高，负责有关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方面的问题，但它始终没有涵盖银行、金融、保险方面的事宜。“美方要求开展这样的‘对话’很明显是想把金融、银行这块包括进来，而中美金融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问题也不少。从中国方面看，美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数量与中国在美设立的银行数量长期以来不对等，也需要与美方进行交涉，因此我们也希望启动这一‘对话’。”周文重说。

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83年颁布和实施了《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给予保障和规范。

以1994年汇率与外汇体制改革为标志，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市场化、国际化阶段。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建立新的外汇体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的开放程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发展普遍减速，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缓慢，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放缓。而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步伐加快，国内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按照加入谈判时的承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目前正在按照承诺实施全面开放。据不完全统计，仅银行业目前就有花旗、摩根大通等6家美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30家分支机构。

与美国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规模与速度相比，中国银行在美国的拓展却显得步履维艰。

最早在美国开设分行的中资银行是中国银行，作为中国执行外汇交易的主要银行，该行1981年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分行，后来又分别在纽约和洛杉矶各开设了一家。此后，中国交通银行于1991年在纽约开设了分行。

1991年底，为打击洗黑钱活动，美国出台了《外国银行监督加强法》，提出外国银行如希望在美国开设分支机构需事先得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增加了外国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业的难度。2007年，得益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推动，股份制的中国招商银行才首次获得批准在美国设立分行。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在2007年4月和2008年2月正式提出在美设立分行的申请，但都迟迟没有获得美联储批准。

2008年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举行。工行与建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

赴美参加“对话”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约谈时，敦促美联储加快对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申请的审批。对此，伯南克表示正在受理中，美方对两家银行的资质没有疑问，并非常尊重中国银监会的监管意见，正在积极对这些申请的相关因素进行评估，美方也希望能尽早完成评估工作。

“对话”结束后，作为成果之一，中美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美国明确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重申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承诺给予中国的银行国民待遇，及时接受中国的银行在美国创建分支机构的申请，根据相关的审慎监管和程序进行审批，不会有意拖延。中国则申明，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投资决策将完全基于商业理由。

“对话”结束两个月后，工行正式获准在纽约设立分行；六个月后建行获批在美设立分行。

同年10月，中国还加入了泛美开发银行，向该行捐资3.5亿美元，支持该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金融开发项目。周文重在泛美开发银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致辞时说：“经过15年不懈努力，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问题终于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美国原来对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态度比较消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后，美方态度逐渐变化，我们和泛美行的谈判逐步深入，最终加入了泛美行。”周文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