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诺贝尔“新人”揭开面纱，有观众误把化学奖获得者马丁·卡普拉斯当成《哈利波特》电影里的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谁让他们实在长得太像？谁叫此前中国影视平台极少出现这位被老外尊称为“著名马丁”的从文科跳跃到工科、再跳到理科的科学全才的身影呢？

由此，我想起20年前的诺贝尔得主纳什，准确地说，是罗素·克劳于《美丽心灵》中所塑造的那个形象。在这部影片几乎包揽包括奥斯卡最佳在内的2002年电影类全球最高奖项之前，对许多人而言，“纳什”只是个名字而已，直到罗素·克劳化身为他之后，才触手可及，甚至炙手可热—当年听说《美丽心灵》将公映的消息让诸多中国观众纷纷抢购纳什传记、电影书，乃至把其论文集、《博弈论》也请上家中的书桌或书架⋯⋯一向受科技恩惠与推动的影视所能够具有的激发科学兴趣、共享科学启蒙、增长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培养科学精神等种种功效与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尽管不必夸大，而某部文艺作品令某普通人变为科学迷直至科学家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美丽心灵》里，纳什初遇那位告知他被考虑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生人”时，问身边一女生：“你看得见他吗？”得到肯定回答后还连问“确定？确实肯定？他在你的视线里？”联想到中国银屏，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赛先生”（“科学”的英文音译)至今，有多少科学家、赛先生得以进入影视的视线？这种“视而不见”的现象令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便担心“科普不力将使青少年乃至民众丧失科学兴趣，令中国科技人才断代、国民科学素养落后”。

虽然中国2002年就颁布了全世界第一部《科学技术普及法》，全国科普日也从2004年到不久前走过10个年头，参与公众逾7亿人次，对国人来说，提高科学素质的机会与途径不断增多，从科学中获得新知识与思考，感受并适应科技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的变化，已不再是一种奢侈的快乐，但科学与普及的距离还比较长，必须正视科普效果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2011年公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而涉“科”影视剧在中国并非没有生存土壤与群众基础，其吸睛力与吸金力就非常了得，如最近，生于整整20年前的《侏罗纪公园》只3D了一下，便又“冷饭”卖出几亿人民币的好价钱；科幻硬菜《环太平洋》更是10天奔4亿⋯⋯搜狐网上以“宅男科学奇才”为主角的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的播放量已超过11亿次。

当预见“上帝粒子”的科学家获得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不少狂追《生活大爆炸》多日的粉丝倍感欣慰，因为，早在几年前（第5季），剧中“谢耳朵”就提到过这个前沿名词。而在该剧中客串过自己的科学大师霍金，曾押过100美元赌注，赌“上帝粒子”无法找到，但这也激起过无数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在中国，许多大科学家也认为，科普并非低端的工作，汤钊猷院士就断言“这件事一定要由一流的科学家来做”。绕月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便坚持科普了几十年，他本想把“嫦娥一号”拍成几张光盘，却被告知这个项目就是研究而非科普，“想科普，自己另外找钱去。”中国政法大学微反应研究小组组长姜振宇在答应担任由孟非、郭德纲主持的“辨人识物长知识”的另类科普娱乐节目《非常了得》的嘉宾前，也经历过一次激烈的心理斗争：“科研人员走出校园与实验室上电视，容易被人说成不务正业、在做秀。”

《越做越好玩的科学》系列图书的主编李其震前年科普日做过一个实验，被中国科技馆馆长徐延豪看中，力荐进入央视春晚排练厅，可离春节还剩10天时，导演说还多21分钟节目，只能把这个给砍了，说“以后再说”，其实也就没以后了，尽管徐馆长不甘心，“哪怕上五六分钟也是春晚的突破！”

其最终的结局不仅是科普，更是春晚的损失！影视上的科普人才本应珍视、珍惜，何况他们目前尚属“稀有元素”。故事片《钱学森》的导演张建亚坦言，中国导演编剧的知识基础决定其对科学题材的“有心无力”：“大多是‘艺术派’，别说科学支持了，连基本的物理知识都不一定有。”而拍出《阿凡达》的卡梅隆学物理出身，操控《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和再现《侏罗纪》、《人工智能》的斯皮尔伯格，本身就是美国宇航局的顾问。

《生活大爆炸》请到著名物理和天文学教授大卫·萨尔兹贝格当顾问，职责目标是让物理学家们找不到任何破绽。而谢耳朵等说出的那些有关科学的“天人之语”和白板上写满的各种公式，也均出自其手。每集录制前1个月，编剧们都会寄剧本给他，有时还请他填空“需要填入的科学”。片场有一张写着这位顾问名字的导演椅，布置场景并给出建议也是其工作之一。但他绝不贪功：“自然科学外的知识都是编剧们填进去的，看此剧的学生和其他观众可以从不光是有关科学的台词里学到很多东西。”

几位主演虽总在公众面前声称自己“一点科学都不懂”，但为了这部电视剧，他们每周都要做大量研究功课。对此，萨尔兹贝格的评价是：不会弄错相关知识或说错术语，“他们总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