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竹制笔筒曾经被奉为最上品。明清时期竹制笔筒制作量最大，但因其难以保存，传世精品不多。

谈起竹制笔筒，首先要从竹刻谈起，竹刻历史悠久，竹雕笔筒是竹雕制品中的一种，自明中叶至清末，竹刻艺术风格的变化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再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在技法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又由深复浅的过程。深指浮雕、透雕和圆雕；浅即浅刻、留青之类。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据统计，最为常见的题材就是《竹林七贤图》、《高士赏游图》等。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对此，郑板桥大为赞赏，称其为金陵派第一人，并吟诗颂之：“试看潘郎精刻竹，胸中万卷待如何?”由此可见笔筒的深邃内涵。正是这些竹刻名家将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花鸟、亭台楼阁等章法结构再现在笔筒之上，表现出当时文人隐逸的思想情趣，使竹雕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兼备的类型转变，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

竹笔筒最受文人偏爱，可能与国人崇竹有紧密关联。宋代苏轼寓竹为君子曰：“璧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当可消百忧。”文同则称竹“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竹在中国自古就是纯正、正直、谦虚的象征，竹为文人喜爱之物，所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也。竹为气节之象征，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爱竹成癖的古人，魏晋有“竹林七贤”，唐代有“竹溪六逸”，王维有“竹里馆”。

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又特别喜爱竹子，故以竹子为雕刻材料是合乎古人审美心理的必然选择。竹子其皮薄如纸，与肌理有色差，雕刻时可用来做文章(留青)，技艺高超者能在竹皮上刻出“墨分五色”的书画效果；竹皮内有一层“篾青”，是竹子最细密、颜色最易变红的地方，打磨平整后，可雕刻浮雕或镂空及透雕；竹子剖开里面为竹簧，可以取下压成平板，做成各种器物加以雕刻。竹根肉质厚实，可以雕成各种人物走兽、山水花木等等。

明清时期是竹雕笔筒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大量专攻竹雕笔筒的雕刻大师，按照雕刻风格和活动区域形成了嘉定派、金陵派等派别，他们在继承前人雕刻技法的基础上，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雕刻技法。如嘉定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之璠，他创造的“薄地阳文”雕刻技法，独树一帜，为后人所争相效仿；而金陵派创始人濮仲谦的“大璞不斫”雕刻刀法，更是被后世的文人墨客所推祟。

提到嘉定竹刻，就不能不提朱鹤（松邻）、朱缨（小松）父子。前人称朱氏竹刻“笔尊尤精绝”。以嘉定朱氏为代表的竹刻家创作出了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作品，那浑朴古穆的风格，为后人效仿传承。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有一件高浮雕松鹤笔筒，是朱鹤的作品，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竹刻笔筒实物。深峻娴熟的雕刻技法让作品层次清晰，古松与仙鹤形态逼真，自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

到了朱氏三代传人朱雅征（三松），则更多地从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作品中有许多表现人物故事之作。传世朱三松的一件透雕仕女图笔筒，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从中也能发现朱三松作品的许多特点。作者将高浮雕与镂雕技法相结合，在主体人物之外衬以巨大的山岩、蟠曲的松树、幽深的庭院作为背景，有种宛若油画般的立体感和空间感。细看这件作品，仕女姿态优雅，衣饰飘逸自然，表情生动传神，仿佛正在花园中闲庭信步，那清简古雅的风格让人倍感清新。乾隆皇帝在《咏三松竹刻笔筒》中写到：“不期精细期苍古，以朴因之历久存”，道出了三松竹雕的精髓。

近年竹雕笔筒成为种类众多的文房用品中的新贵，从成交结果来看，价格多在几十万、上百万元级别徘徊，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的一件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最终以1076万元港元成交，成为至今竹雕艺术品拍卖中的最高价。迄今为止也没有新的纪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