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上海举办的“世博年”期间，我在一份国家级报纸上，读到了一篇题为《扮残障霸轮椅，露丑态显素质—内地游客滥用世博绿色通道》的文章。文章说“自世博开幕以来，内地不文明行为屡次曝光。调查显示，最常见的不文明行为包括：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出言不逊、打尖插队、违规吸烟、不雅观休息等”。尽管这是一位香港记者的文章，但他描述的这些不文明、不礼貌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就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曝光。
为什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离文明和礼貌越来越远了呢？我以为，这与几十年来对礼仪文化的过度批判不无关系，并且至今没有正本清源，以至人们不知道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一说“礼”，便认定是“封建礼教”，必须批倒；孔子的一句“克己复礼”，便被认为是“复辟的口号”，将他指斥为“复辟奴隶制”的罪魁祸首。那时的人们谈“礼”色变，礼仪文化被摧残得面目全非。看看今天我们身边的那些不礼貌的乱象、不道德的乱象吧，礼仪文化的正本清源，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刻了。
“克己复礼”的本意是教人做一个仁德的人
“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原文是这样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译成白话就是：“孔子的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语、行为都符合礼的规定，这就是仁德。有朝一日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都合于礼了，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你是仁德的人了。要做有仁德的人全靠自己，哪能靠别人呢？’颜渊说：‘请问实行仁德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声音不听，不合于礼的言论不说，不合于礼的行为不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明，请让我按照您说的这些话去做吧！’”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清楚地知道，颜渊问的是什么叫仁德，孔子教导弟子的也是如何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做有仁德的人，就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这样教导弟子，与“复辟奴隶制”有什么关系呢？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但问题是“克己复礼”中有个“复”字。按宋代朱熹的解释：复，反也。“克己复礼”也可以解释为：克制自己私欲，返回到礼的规定中来。礼在孔子出生前几千年就产生了，并逐渐完善，形成规范。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为此，连指教过孔子礼仪的老子都辞官不做，出涵谷关而去。但儒家与道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儒家决不逃避现实，而是投身于现实社会，以儒家的理念努力奋争。孔子教导颜渊，就是在“礼崩乐坏”的现实社会里，仍然要坚守前人留下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比如：礼的规定；比如：坚持做有仁德的人。
那么，坚守前人留下的东西，是不是“复辟”呢？一般说来，倒退返回前人落后、愚昧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复辟”。“返回礼的规定中”算不算“复辟”呢？关键要看“礼”是不是“落后、愚昧状态”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有必要走近孔子倡导的“礼”，了解“克己复礼”中的“礼”到底是什么？了解“礼”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到底有什么作用？
“礼”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
《礼记》是儒家“四书五经”中的一部，是专门阐述“礼”的经典。《礼记·曲礼》中有这样一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音：Yu）。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译成白话就是：“鹦鹉能够说话，毕竟离不开飞鸟的动物种群；猩猩能够说话，终究离不开禽兽的动物范畴。现在的人如果没有礼义的规范，虽然能够说话，不还是跟禽兽的心性一样吗？正因为禽兽之间没有礼义的规范，所以常有父亲、儿子跟同一母禽母兽交配的事情发生。因此，圣人制定了礼义的规范，并用礼义的规范教化天下的人，让天下的人有了做人的规范，知道自己跟禽兽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段话，把“礼”的最根本性质确定为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类似这样的话，在《礼记》中并不少见。如：“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意思是说，“人之所以叫做人，是因为懂礼义呀！”再比如：“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意思是说，“没有男女区别，没有夫妻、父子的人伦情义，那就跟禽兽生活一样了。”正是从这些论述里，我们认识了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礼，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
这是儒家的一个重大发现。为什么这样讲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进化理论，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当人类发明了工具，直立起来，走出了动物群体，始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永远保留身上的兽性和野性，仍然做动物中的一员；还是逐步克服身上的兽性和野性，走向文明人类呢？我们的祖先在数十万年的劳动生活中，逐渐找到了一条路：就是不断地对自身的兽性和野性加以限制、控制，形成了一些行为规范，以区别于禽兽，而逐渐走向文明。这些控制兽性和野性的行为规范，就是被称为“礼”的东西（当然，“法”也同时产生了，儒家从不轻视“法”的作用，这里不做讨论）。儒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我们祖先制定的“礼”，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发现了“礼”，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推行“礼治”走向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为此，孔子从创立儒学之初，便开始不断地对祖先留下的“礼”加以整理，加以阐释，加以推广，当然包括教导颜渊的“克己复礼”。最终，孔子提倡的“礼”为中国社会所选择、所认同，也因此铸就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民族性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对中华民族礼义文化形成的贡献是伟大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认定，“礼”绝不是让人走向“落后、愚昧状态”的东西，而是指导人类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重大发现。因此，把“克己复礼”说成“复辟”是不公正的。
依法治国与依礼治国应该一起抓
当我们说明了“礼到底是什么”，大家就不难理解“礼”的重要作用了：对于个人而言，“礼”规定了品德修养、行为举止的具体内容；对于社会而言，“礼”规范了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具体约束；对于执政者而言，“礼”明确了治理国家、为官行政的具体依据。
比较一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法治国家，我们会发现，这些法治国家除了用法律规范人的行为外，还用宗教来提升人的道德、净化人的灵魂。这种宗教信仰和宗教约束，对这些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教国民起到了一种看不见的心灵管理作用。而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那么几千年来，中国是靠什么提升道德、净化灵魂以至管理人心的呢？是靠文化，靠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义文化，就可以起到管理人心的作用—教人克制自己的私欲，回复到礼义的规范中来。
我个人始终认为，在当今的社会中，法律可以让人不敢去做坏事；制度可以让人不能去做坏事；只有文化可以让人不愿意去做坏事。法律和制度能够管理人的行为，只有文化才能管理人的心灵。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多么需要礼义文化浸润人的心灵啊！如果依法治国的方略辅之以依礼治国的方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将会健康地飞速前行。
作者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