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三位圣王（尧、舜、禹）为例，来说明农家的谬误和社会分工的深层含义是很有深意的。其一，是针对农家忽视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的职责而举例，这些圣王主要职责是为天下操心，是无暇亲自种庄稼的；其二，是针对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的作用而举例，他们作用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是关系到全天下人的，决不像“种庄稼”那么简单；其三，是针对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付出的是心力、不是体力而举例，他们整日为天下人操心，为天下谋得福祉，则天下人才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圣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了。

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做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批判，显然是把“劳心者”当做封建帝王了。因为人们痛恨封建专制的黑暗、腐朽、残暴、压迫，因此，理所当然地痛恨封建专制的“劳心者”。而孟子这里讲的“劳心者”又的确包括帝王（但不仅仅单指帝王）。然而从孟子讲完这句话的举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孟子指的制帝王是像尧、舜、禹那样的圣王，是为全天下操心的帝王，而决不是指为一己之天下的封建专制帝王。历代封建帝王使用孟子的话维护他们的统治，是他们利用了孟子在民众中的威信，欺骗了民众而已。如果封建帝王都能成为孟子心中的尧、舜、禹那样的“劳心者”，那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还会有那样多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吗？儒家始终是把“大同世界”作为他们的社会目标来追求的，而“大同世界”也是需要“劳心者”管理的，而管理“大同世界”的“劳心者”必须是像尧、舜、禹一样道德崇高、勤勉为民的圣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千古冤案，还有一个关键字：“治”。断章取义者认为“治”就是“统治”。那么，“治”到底是不是指“统治”呢？“统治”是政治专用名词，是指凭借权力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等。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将“统治”理解为“凭借权力的控制”。如果是“封建统治”，那么显然是一个更加令现代人极不愉快的贬义词了。而孟子在这里讲的“治”，极为明白的是指尧、舜、禹这样圣王的“治”。这些圣王为众生教农耕、治洪水、谋福祉，是在“治理”天下，决不是在“统治”天下；这些圣王让众生懂人伦、讲礼义、有秩序，是在“管理”天下，也不是在“统治”天下。最终尧选中了贤明的舜，禅让了帝位；舜又选中了贤明的禹，禅让了帝位，这就更不是为一己之私“统治”天下。把这样的“治”解释为“统治”，强加在孟子头上，孟子的的确确是冤枉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孟子的本意，应该解释为：“靠心力劳动的人治理、管理人，靠体力劳动的人被人管理、治理。”

以上用了五节的篇幅，解读了孟子记录的那场辩论的全部文字，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了，孟子这里不是在为专制统治制造什么理论根据，而是在揭示他发现的社会管理的真谛。

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实际上就是儒家观点与农家观点的碰撞和交锋。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是极为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辩论交锋中，各家都在阐述着各自认为的“真理”。或许，孟子意识到他与农家辩论的某种“真理性”内容，所以才将这场辩论整理成文字，收入《孟子》一书。

那么，孟子在这场辩论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孟子发现了社会是有分工的，而这种分工又由交换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社会还是农耕社会，但各种不同的行业出现了。有种粮的，有织布的，有烧陶的，有打铁的，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行业，便使每个行业都能不断壮大，并以行业间商品的平等交换来达到他们之间的生活互补，从而使社会达到平衡、稳定和发展。孟子发现了这种社会分工的进步性，而农家却不懂得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反而要求国君要跟农民一样种粮食。这种观点在今天谁都知道很荒谬，但在两千多年前，那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见呢！

其次，孟子发现了社会最重要的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这种分工靠税赋联系在一起。孟子讲的“劳心者”，我们翻译成“用心力劳动的人”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脑力劳动者”；同样，“劳力者”就是“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就是从全社会劳动性质讲，大的分工就两种：或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孟子进而作了解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告诉我们：脑力劳动者治理、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治理、管理。（这里孟子只注意到了社会管理意义上的分工，没有意识到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脑力劳动者。这大概就是历史局限性吧！）孟子接着又作了一个开诚布公的解释：“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这里“食”读作：sì，同“伺”，拿东西给人吃的意思。孟子是在告诉人们：体力劳动者要养活人，脑力劳动者被人养活。靠什么“养活”呢？靠税赋，税赋是社会分工的调节杠杆。税赋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里，已经很普遍地使用了。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一理论概括，是前无古人的。直至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也还在沿用着吗？

再次，孟子发现了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劳动者”，都要付出“劳动”；在社会分工中，没有不劳而获者。这个发现对“劳心者”意义尤其巨大。对于诸侯国的君王，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家臣民去操心，不能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对于各级官吏，也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尽忠、为民出力，不能无所事事，更不能搜刮民脂民膏。孟子的这个“劳”字，是不是对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呢？我以为是有的。

最后，孟子发现了在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劳心者治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力者”；而“劳力者治于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心者”。在这里，孟子把他们都统称为了一样的“人”。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封建等级制度正在构建之时，孟子的这种不顾职位高低、等级贵贱的平等称谓，就是向当时社会的一种挑战。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朴素的平等认识—管理者是人，被管理者也是人；缴税赋的是人，享受税赋的也是人。这是儒家学说中难能可贵的人本思想。

在孟子之前的中国古籍中，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是必须分工的；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的主要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治理关系；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分工中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是平等的人。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些极具进步意义的发现是伟大的，强加在孟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应该平反了。

作者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