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年代。一切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言论受到了口诛笔伐的无情批判。孔子因为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被定性为“封建等级论”的老祖宗，遭到批倒批臭。

孔子的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原文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是一段孔子与齐景公的完整对话，“君、臣、父、子”四个字分别使用了4次，前面的应做名词解释，后面的做动词翻译。译成白话是：“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君王应该做君王的事，大臣应该做大臣的事，父亲应该做父亲的事，儿子应该做儿子的事。’齐景公说：‘说得好啊！假如君王不做君王的事，大臣不做大臣的事，父亲不做父亲的事，儿子不做儿子的事，即使有粮食，我还能吃得上吗？’”

这段对话十分流畅。从齐景公赞扬孔子的回答中，我们清晰地感到，齐景公显然听明白了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孔子是在告诉他，“君、臣、父、子”是各有职责的，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所以，齐景公最后说，如果不各司其职的话，就算有粮食，他也吃不上了。

齐景公对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解是对的。如果在朝廷，君王不做君王应该做的事，大臣不做大臣应该做的事；在家庭，父亲不做父亲应该做的事，儿子不做儿子应该做的事，大家都不各司其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国和家不就乱套了吗？社会还能有秩序还能稳定吗？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各司其职的思想，的确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在今天不足为奇，但是，在2500多年前，称得上是一个极富创意的治国方略。

孔子这样回答齐景公问政，针对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孔子要对齐景公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方略呢？

据史料记载，孔子来到齐国，是齐景公38年（公元前510年）。时在壮年的齐景公姬妾成群，整日沉溺于女色不理朝政，甚至把国君最该做的立太子之事都丢在脑后。而齐国的朝政大权统统落到大夫陈氏手里。陈氏利用手中权力收买民心，壮大陈氏家族势力，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担心长此下去，陈氏会谋朝篡位。孔子住在齐国，当然能听到这些议论。所以，当齐景公接见孔子，向他咨询治国之道时，孔子便很有针对性地告诉齐景公，齐国的当务之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在提醒齐景公，国君不做国君应该做的事，整日不理朝政，让大臣掌管国家是不可以的。

这里孔子对国君建言很有礼貌，不是用批评的口气，而是正面讲出道理：国君应该做国君的事，大臣应该做大臣的事。同样，孔子对国君也没有用威胁的口气。倒是并不太糊涂的齐景公，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孔子的话，自己做了一个假设：“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但这个假设认识得并不彻底。齐景公只意识到君、臣、父、子如果不各司其职，他就吃不上饭了，他没有意识到还有更坏的可能。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到孔子的这个治国方略，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有多么重要。因此，尽管齐景公赞扬孔子的话讲得很好，但却没有付诸行动。

历史证明了孔子治国方略有多么重要。20年后（即齐景公58年），年迈的齐景公病危期间，才仓促立太子。不久，齐景公去世，齐国发生内乱，陈氏家族弑齐君。齐国大权从此落入陈氏家族手中。

由这个史实，反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一个诸侯国，如果国君不做国君应该做的事，而整天吃喝玩乐，是误国，是会丢掉政权，以至丢掉性命，决不仅仅是“没有饭吃”那么简单；而大臣不做大臣应该做的事而去做国君的事，是谋反，是篡夺政权，是会天下大乱的。对于一个家庭和家族，父与子也是同样的。从这个分析中，可见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各司其职，与“封建等级论”并无干系。

荀况，我们称他为荀子，是战国时代比孟子稍晚的杰出思想家，孟子去世那年（公元前289年）荀子24岁。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为儒家，写了《孟子荀卿列传》。而在2000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荀子却成了“法家的优秀代表”，使之与儒家对立。

《荀子》一书中,《王制》篇论述了一个贤明国君治理天下应该使用的各种方略。这些方略中就包括使用等级制度，以达到“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译：“用等级制度推行到庞杂的人群之中，用这样统一的等级制度推行到所有的领域中”）。正是在这段关于等级制度的论述中，荀子使用了这样的结论性语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在《王制》篇中，荀子关于等级论的思想是十分清晰的。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荀子被划在儒家行列。因而，后世儒家学者们便把荀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等级制的解释，用到了孔子身上，以至后世人们都以为孔子就是在讲等级制度。自从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封建王朝制度之后，历代帝王都需用“封建等级论”来巩固统治。于是，这些帝王便找到了在封建社会威信最高、影响最大的孔子来为他的们服务，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成了“封建等级论”的理论根据。

我最尊敬的李大钊先生，在“五四”运动中曾写过《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掊（音：pǒu）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的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先生的话讲得何等好啊！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涵意，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代帝王如何利用孔子的崇高威望而兜售封建专制的等级论，乃至对于国学的正本清源，都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称为治国方略，应该说是不过分的。孔子仅仅用了8个字就阐明了社会中各种人都要各司其职，干好本职工作的理念，除了语言的精炼令人钦佩之外，其内涵充满了儒家的治国智慧。这8个字紧紧抓住了国家治理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朝廷，二是家庭。这两个层面便将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全部囊括。朝廷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家庭是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这两个层面本职工作干好了，国家自然就安定了。其次，孔子用八个字紧紧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对象：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把国家中的人放在了同等的前提下，不管你在社会的哪个层面，都有社会分工给你的职能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果都能各司其职，各守其责，那么人就安分了。人安分了，国家还能不安定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话里充满了治国智慧。

作者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