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读书、教书的人，大概都参加过对“读书做官论”的批判。当时的批判者都认为：“读书做官论”的老祖宗就是孔子，而《论语》中“学而优则仕”是“读书做官论”的理论基础。因此对其开展了批倒批臭的口诛笔伐。按照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著述的《〈论语〉批注》中的解释，“学而优则仕”译成白话就是：“学习好的人就可以做官。”依据这种解释的大批判，使举国上下都认为读书做官是极为丑恶的事情，从而导致“读书无用”风潮出现，学校教育遭到极大破坏。以至当时还出了一位由于考试交白卷被树为榜样、成为英雄的人物。

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位国有企业负责人调到某省任副省长，标题是：“商而优则仕”。显然标题延续了文革中对“学而优则仕”的荒唐解释，是说“经商办企业好的人就可做官”。直到几个星期前，我在报上看到一篇写“做学问与做官”的文章。文章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并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于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世俗地位的筹码”。作者痛斥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点，认为，“这个特点与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脉相承”。显然作者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仍然是：学问好的人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换取世俗地位。

为什么对“学而优则仕”的荒唐理解可以延续至今呢？我以为，没有对半个世纪前文革中荒唐的批判进行正本清源，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原文是这样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这段原文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学而优则仕”是子夏说的，不是孔子说的。子夏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当然，这句话到底是子夏自己的思想，还是重复了孔子对他的教导，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白纸黑字，历朝历代的《论语》读本都是这样记载的。因此，把这句话强加在孔子头上进行批判，是不公平的。其二，子夏在这里说了两句话，是两句关联密切的话，而不是遭到批判的那一句话。如果按照文革中《〈论语〉批注》的解释，“学而优则仕”是“学习好的人就可以做官”，那么，“仕而优则学”就应该解释为：“做官好的人就可以学习”了。是拜师学习，去学校学习，为什么官做好了反而要倒退回去学习呢？很显然，把两句话联在一起，就解释不通了。

子夏的两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共计10个字，但只使用了5个汉字。第二句话是把第一句话中的“学”和“仕”颠倒了一下位置而已，中间3个字没变化。也就是两句话的句式是一样的。我们逐字解释一下。

“仕”和“学”在每句话第一个字的位置上，应该是名词属性。“仕”可以解释为“在朝廷做事的人”，这种人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仕”，也可以理解为“有小官职的人”。“学”可以解释为“读书人”，或“在学堂学习的学生”。

“仕”和“学”在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位置上，应该是动词属性。“仕”可以解释为“出仕”，春秋战国时代，出去为朝廷做事称为“出仕”，也可以说是“出去当个小官”。“学”可以解释为“读书”或者“学习”。“而”和“则”是两个连接词，在两句话里每个词都可以做同样解释。“而”是虚词连接，可以不做具体解释。“则”可以解释为“就”、“就可以”、“就应该”都行。

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优”字的解释。汉代《说文解字》上讲：“优，饶也。”饶是富饶的饶，是多余、富裕的意思。显然，在汉代以前，也就是《论语》产生的时代，“优”字不做“优秀”讲，而是做“多余、富裕”讲。《论语》在宋代被朱熹收入“四书集注”（即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的“四书”）。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中注释：“优，有余力也。”朱熹准确地诠释了“优”的含意。

根据上面我们逐字的解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应该解释为：“为朝廷做事的人有了余力时就应该读书学习；读书人有了余力时就应该出仕，为朝廷为国家做点事。”

我们这样还原了原著的本意，与荒唐年代批判的所谓“读书做官论”还有什么关系吗？应该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教育观念，也是儒家政治观念。

从教育角度看，“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有了余力，可以报效国家，出仕为官，把学来的知识（包括道德修养）用于实践，不致于越学越脱离社会实际，是我们常说的学以致用；而“仕而优则学”是要求为国家做事的官员有了余力，要多读点书，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是一种继续学习。从政治角度看，“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主张的：读书人有了余力，应该尽可能地出仕为官，在为国家效力的过程中，推行儒家的“仁政”；而“仕而优则学”是儒家主张的：为官者要不断增加学识，开阔心胸，提高施政水平。

子夏把“仕而优则学”放在“学而优则仕”之前，似乎在强调为国家做事的为官者的学习更为重要。看看今天我们身边的各级干部——为国家做事的为官者们——整日忙于会议、忙于政绩者有之，整日迎来送往、吃吃喝喝者有之，甚至上了某种学校，也是花大量时间请客送礼、串门跑官，哪里还有功夫读书学习呢？我以为，“仕而优则学”的观念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反观把“学而优则仕”当作“读书做官论”横加批判的荒唐年代，不就出过这样的官员，当着外国人的面问下级：“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吗？”连李时珍是明朝人都不知道的人能做很大的官，是不是很荒唐呢？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当官之前必须读书了，文凭已经成为“出仕为官”的门槛。是不是有了文凭就具备了报效国家的文化和学养了呢？须知，儒家所讲的“学”，是包括知识技能（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道德修养（即所谓四科：文、行、忠、信）两大方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人类文明的脚步。

作者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