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唠到文革遭遇，父亲基本不提这些。父亲说，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东北七画家之一，像在给我做宣传，东北七画家都有谁，我都不知道。

1979年末，有两位日本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想要见见我父亲，其中一位叫尾形恭介，是日本年轻的历史学家，爱好木刻。而吉林师大负责安排他们学习生活的负责人，是我父亲的同学（或学生），所以很快就通过鲁美找到我父亲。虽说当年中国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要与外国人见面，还必须经过组织，院里批准我父亲去沈阳友谊宾馆与两位日本人相见。尾形恭介希望看看我父亲的版画，由于时间仓促，尾形恭介没能如愿。父亲说，准备出一本木刻集，等出了书，再送你。

然而这一许诺，竟落了空。出版木刻作品集，成了父亲的遗愿。而且，这遗愿搁置了24年，2011年，在辽宁美术出版社范文楠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父亲要送尾形恭介先生的书，真不知应寄往何方。 

尾形恭介在送给我父亲他刻的两幅明信片大小的木刻上落款KYO.OGATA。父亲说，尾形恭介的木刻挺有味道。

父亲一生出了3本透视书，有2本是在重病期间完成的。父亲的病很严重，由于骨髓被纤维代替了，没法儿造血，脾功能就开始亢进，父亲的脾大得吓人，“肋下23厘米，过中线”这是医生对父亲大脾的描述。在写《绘画应用透视学》的后期，父亲就开始接受了输血治疗。他写一部分，我们兄妹就帮他抄一部分。曾经在网上看到有卖我父亲这书的手稿，其实那里面大部分是我们兄妹的笔迹。

这本书出版后，父亲接到四川美院李曙光（如果我没记错）的来信，对其中一问题进行商榷，父亲看后连说，不用商榷，不用商榷，是我错了。这事儿父亲很上火，但也挺高兴，他说，李曙光这年轻人不简单，有发展。

父亲写《透视画法问答》一书时，已经长期住院，每周要输血1—2次，住院期间父亲把书的一些内容口述给我二哥，然后我二哥回去写，再拿给父亲看。后期父亲高烧时谵语都是这角那角，这边儿那边儿的。一次医生去查房，正赶上父亲清楚地说着胡话，手还不断拍着床边“以这条线为基准，形成30度夹角”。医生说，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他的书呢。父亲对前去探望他的时任辽宁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敏先生说，这本书一定好卖，它都是针对绘画中的实际问题。父亲去世7年后，这本书出版发行，并再版发行。

艰难地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父亲的生命几乎走到了终点。但这并不是父亲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医生告诉我父亲，骨髓纤维化是疑难症，很少见，不知道病因，也没办法治疗。父亲对中国医大附属二院的血液专家和主治医生说，我死后，遗体给你们去做教学研究，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了。又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们兄妹，遗体给医院。

在生命的最后，父亲把自己给捐了。

见证时代的沉默者，命运洪流的普通人。父亲的一生，如同他的名字，常常出错，然而在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父亲把整个身心都融进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融得切切实实无些许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