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中国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涵盖面之广在新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未来对其的历史评价，很可能将会与宣告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相提并论。连一向在中国问题报道上非常挑剔和苛刻的英国《金融时报》在11月15日刊文，认为这一次所宣布的改革举措和内容，堪称中共35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方案。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发展变化

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确实又一次走到了需要大调整和大变革的时代。这35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GDP，从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的1.2%，到2012年，已经增长到了占世界GDP总额的10.3%。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60美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人均7800美元。这35年间中国发生的变化还并不仅仅如此。这35年间，中国已经从世界财富分配结构的边缘，逐步走到了中心；中国从世界秩序的“陌生人”，变成了今天开放、繁荣以及以国际治理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维护者”。中国更从世界文化的一个被动的“学习者”，转变成为了今天全球先进文化的共同的“建设者”。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基辛格博士在2011年出版的《On China》一书中曾经惊叹，1972年2月他陪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实现中美两国跨越29年的敌对状态而重新握手之际，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国的发展、实力和地位能够走到今天。1999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曾在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未来最好的发展前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中等强国”（2nd rate middle power）。西格尔的预言早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笑谈。过去35年来，中国的崛起同时是世界权力结构调整最重要的变革力量。正是因为中国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东亚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中能够与西欧、北美比肩和抗衡的三大力量中心。而且，中国崛起给东亚带来的经济活力和一体化进程，使得东亚成为了超越西欧和北美全球经济中心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21世纪的东亚，因为中国等一批区域成员经济的持续进步，正在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最为耀眼的“权力场”（powerhouse）。

发展中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中国问题”。由于工业化进程还在持续、再加上巨大人口规模的生活现代化转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温室气体和污染物质的最大规模的排放国。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对能源与资源的渴望和需求对全球能源和资源供需体系造成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在市场、资源和能源上对世界的依赖急剧上升。2013年10月，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石油最大进口国和消费国，日均需要消耗石油640万桶。而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由于技术和传统能源结构的限制，还明显落后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国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北京的“雾霾天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仅是北京，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水平都在明显恶化。与此同时，中国35年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治理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进展明显失衡。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诸多沉重的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资本投资效应上升但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却陷入停滞，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农村与城市地区发展和收入“倒挂”现象严重。同时，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发展，政治治理体制如何保证廉洁、高效，也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话题。中国政府尽管出台了诸多廉政措施，要求各级政府严格约束“权力寻租”现象，但贪污腐败还是有蔓延的趋势。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成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由于普遍实施“一胎化”，中国人口结构中出现了老龄化趋势，青年劳动力供应开始萎缩，本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优势——“人口红利”——开始丧失，反而出现了有可能“未富先老”的令人不安的前景。

中国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很正常。任何人类社会系统的内在成长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不断产生新问题的过程。但这一社会系统能否具有内生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检验人类社会系统能否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创新和发展的牵引力永远是永不止步的改革。这就是一个针对出现的问题、政治和社会体制能否凝聚共识和决心，去不断克服和战胜所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自新自强、不断让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真正能够走向成熟的过程。

改革的困难

但今天中国的大变革和大调整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空前的。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现有的中国治理体制需要给自己“动手术”和“割肉”的过程。这同35年前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只是为了摆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简单共识相比，难度要大得多；其次，35年前的中国变革，原有的主导体制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话语和观念体系，成为了坚固的官僚主义阵地。在这样一个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现行体制中寻找要冲击这一庞大官僚体制的新路径和新方案，必然会碰到“旧体制”中落后思想和势力的阻挠。第三，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已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中，各种社会群体的观念、主张和利益诉求都已经多元化，而改革必须使得大多数人受益，必须凝聚起新的社会共识，建立社会不同人群对于中国未来新的平衡性的看法和认识。这一过程，已经不再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任何时期可以比拟的。换句话来说，中国进一步改革需要形成的社会共识、政治意志和权力决心，都需要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突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改革红利

可喜的是，中国依然正处在一个具有生气和活力的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人洞察自己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愿望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变革，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中国发展的持续性。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履新以来，19次离开北京赴中国各地考察，18次谈到改革。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中国正在失去拥有源源不断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但中国一定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有关改革的决定，涉及15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中在司法体制改革、生态保持与发展问题上的改革、农村土地资源改革等举措，都具有很强的体制创新的特点。整个改革方案更是为中国未来指明了方向性选择。例如，报告要求将市场从原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要求在改革中进一步提升中国政治治理体制的更新，将会成为中国今后民主与法治进程加速发展的纲领性规定。另外，决定要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国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的工作，制定和发展国家安全战略，展示了中国体制建设走上了新的历史平台。决定要求设立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执政党的权力资源来保证改革措施的不断落实到位，并及时思考和涉及新的改革举措。习近平主席在解释出台这些改革措施时特意强调中国的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改革就是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就要是“闯滩涉险”，这些声音都传递了三中全会所展示的“改革春潮”将奔涌向前的强大信息。

今天，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面临着内在强烈的改革呼声。无论是欧洲要走出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医疗改革方案和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计划，无论是日本安倍政府力推的“安倍经济学”、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的要重回俄罗斯“往日荣光”的呼吁，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震荡的世界都寻求在内在改革中焕发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但是，世界多数国家因为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纠缠而在为自己的改革方案苦苦挣扎。中共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又一次率先在世界舞台高擎起了“中国改革”的旗帜。可以期待的是，习李新政不但将把变革带给中国，也将会更多地把变革带给世界。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中华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