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

香港特别行政区五岁了！在这五年里，邓小平所倡导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了现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居民的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依法得到保护等等，都一一得以贯彻实施。这一切都证明“一国两制”决不是空想，对香港、澳门，乃至台湾是完全行得通的。

记得香港回归前，我在香港朋友的一个聚会上讲过这么一段话：“到了1997年7月1日那天，你们一觉醒来，会发现一切还是原样。上环还是照样的车水马龙，人们熙熙攘攘地赶着去上班；公务员们都还是坐在他们原来的桌子上忙忙碌碌；证券交易所的大屏幕上依然是信息万变；马场每到周三晚上和周六下午仍是人头攒动，挥舞着马票；到了晚上在兰桂坊，黄头发、蓝眼睛的游客到处可见……”。当时虽引得了热烈掌声，但不少人对我所说的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虽然中央对香港回归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在《基本法》里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信《基本法》会真正得到落实。有的认为实行“一国两制”只是权宜之计，《基本法》的这些条文只是纸上谈兵。有的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具体执行起来就要变样。有的甚至认为“一国两制”史无前例，根本行不通，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同时并存。一家国际著名的杂志1995年有一期的封面故事就是“香港已死”，武断地认为1997年7月1日就是香港的末日。

邓小平接见香港著名人士霍英东（右二）、李嘉诚（右一）等，左一为本文作者鲁平。

回想起来，当时在香港的确存在着一个信心问题，随此产生了一个“移民潮”，很多人为了“买保险”纷纷举家移民去国外。针对这个信心问题，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宣讲中央的政策。不但对香港人讲，而且还到美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各国去讲。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华盛顿向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宣讲我们的政策，其中有些议员认为我们的《基本法》只是表面文章，给香港人做做样子的，并不打算真正实行。我们反驳说：我们起草《基本法》用了四年八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经过几下几上，广泛征求了香港各方面的意见，几易其稿，不知费了多少精力物力，真可以说是“一字值千金”，难道说这是在做戏吗？我们还发现有些所谓主管亚洲事务的议员，对《基本法》可说是一无所知。当我们谈到《基本法》规定，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完全独立，不需要向中央上缴一分钱，中央也不会在香港征税时，他们听了觉得很新奇，说：“是吗？真的这样吗？”说明他们对“一国两制”很不了解，有的人甚至抱有偏见。对我们来说，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途就完全有信心，因为“一国两制”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邓小平为此亲自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各界人士，征求他们的意见，结论是：19９７年后，“一国两制”一定会在香港实现，而且一定会行之有效。他老人家还对我们说：“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是史无前例的，香港人对信心存在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他不相信，将来事实会证明“一国两制”是可行的，到那时，信心问题自然会解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也一再提醒我们：“一国两制”９７年后一定要在香港不折不扣地贯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部全国性法律，不但香港要遵守，全国各部门、各地在遇到与香港有关的问题时，都要按照基本法来办事。我们要相信香港人一定能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央决不要去干预属于特区政府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为此，我们曾按照中央的指示，专门派人到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去讲解中央对香港的政策。

这里，我可以透露一件不为人知的事。针对香港人的信心问题，我们曾设想过在瑞士或其他中立国家设立一家保险公司，专保香港的政治风险险。如果投保者1997年回归后由于政治问题而受到了损失，保险公司将如数赔偿。这是一笔稳赚的生意，因为我们心中有数，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当然，设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稳定香港工商界的人心。后来因为大家事忙，这个设想没有进一步落实，但可以说明我们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香港特别行政区五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科学的现实。现在在香港已不大容易听到反对《基本法》或否定“一国两制”的声音了。许多过去因担心1997年后出入境不自由而移民国外的人，都纷纷回流。因为实际上，现在出入境比以前更方便了。特区护照已得到国际上广泛的认可，已有110个国家给予持特区护照的香港居民以免签证的待遇，比持英国护照的吃香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经过五年的实践，香港人的信心问题自然解决了。

董建华（左）和鲁平。

当然，这五年对香港来说并不是平坦的五年。特区成立伊始就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经过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和香港全体市民的努力，香港终于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经济正在逐步复苏。这次金融风暴充分暴露了过去英国在香港所种下的恶果及其造成的泡沫经济。如上所述，当时我们对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了仔细的分析，我们担心的主要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香港的经济问题。因为英国一直把香港看成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急功近利，对香港的经济根本没有长远规划。港英政府采取了我们一直反对的“高地价、高工资、高福利”的三高政策，把资金都引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当时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卖地收入占了很大比例，上市的股票60%以上都是与房地产有关的，银行的贷款也大量集中在房地产，从而形成了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局面。原来香港具有发展高科技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港英政府的短视政策，使得香港的高科技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典型的泡沫经济！这个泡沫即使不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也早晚要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现象应该说董建华先生已经看到了，他一上任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试图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尽量缓解泡沫破灭后对香港经济带来的冲击。亚洲金融风暴使这个大泡沫提前破灭了，使香港的经济顿时失去了房地产这个支柱，其影响面遍及金融业、服务业和其它各行各业。现在香港政府正带领着全体香港市民致力于香港经济的转型，经过大家的努力，相信香港人在自己管理香港的情况下，一定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消除港英政府所造成的恶果，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得更好。

充满活力的大学生，他们肩负着香港的未来。

五年来，我遇到过不少香港朋友，一见面就必然会谈起香港的经济的出路。大家都认为，出路在于如何充分发挥香港固有的优势。香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一方面背靠大陆、一方面又面向东南亚以至全世界，而这种优势是所谓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三条小龙所不具备的。所谓“背靠大陆”，并不是要把内地的一套做法照搬到香港，也并不意味着像有的人所提倡的“经济一体化”。应该说，香港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就是由于它具有这个天赋的优势，有大陆这么庞大的腹地。许多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它们并不是看中了香港本身小小的市场，而是着眼于庞大的大陆市场，利用香港在地理和人文上的优势，以香港为基地向大陆进军。香港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内地有很多共同点，在人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香港和内地的交通又是四通八达。这些条件都是这些外国公司本身所不具备的，但又是和中国做生意所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在资金市场、信息、对外联系、管理技术、新技术的引进等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内地也需要利用香港这个跳板，打入国际市场。所以我们说，香港在各国对华贸易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上起了一个桥梁作用、跳板作用和窗口作用。有人顾虑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些作用将被削弱，但我并不这样看，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大为扩展，而香港的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它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直接贸易固然会有所增加，但外国公司毕竟对中国人生地不熟，存在着文字语言、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障碍。加上香港对西方的企业文化、管理办法较熟悉，本身的法律制度较健全，这个中介角色依然是香港的一张王牌。因此，我估计，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但不会萎缩，反而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内地来说，加入世贸组织后，处处需要和国际接轨，对资金、信息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而这些仍然是香港的强项，特别在港币自由兑换，外汇进出自由、自由港等方面，不是内地短时期内可以做得到的。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的竞争力，香港的桥梁作用不但不能削弱，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以促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以发展高科技为例，内地和香港各有其优势。内地有的是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可是不大善于把科研成果变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而这方面恰恰是香港的优势。另外，香港还有融资、信息、市场等有利条件，但高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却远逊于内地。如果双方能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将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也可以大大推动香港的经济结构改造，在高科技方面迎头赶上。

过去，港英政府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上设置了种种障碍。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一国两制”正顺利实施，这些障碍，包括思想上的障碍，应当彻底消除。总之，只要充分利用“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这个优势，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的这个机遇，上下团结一致，增强信心，继续发扬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我相信，香港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这颗“东方明珠”将更加灿烂夺目！它必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祖国的完全统一，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

作者：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曾任本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