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安倍首相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实现中日首脑会晤，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是契机。为此，日本做了诸多外交公关，前首相福田康夫两次来华为“习安会”探路，日本外相也两次在国际会议期间和中国外长就“习安会”进行磋商，麻生副首相兼财务相亦来华“习安会”预热。APEG峰会的最后时刻，安倍首相派出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为敲定“习安会”进行最后的协商。

有趣的是，在安倍2006年首次担任日首相的时候，也是谷内来华就中日首脑会晤进行外交协调。应该说，“习安会”已无悬念，而且会超越安倍首相“握手谈话”的最低要求。

作为东亚和亚太大国，中日关系僵持下去，谁都伤不起。政冷经冷的趋势正在形成，日本对华投资已经降了3成，在世界经济平庸时代，两国冰封的外交关系和针锋相对的地缘政治博弈，必然是两败俱伤。

“习安会”虽具破冰意义，但依然只具象征意义。作为东道主，中国的政治传统讲求来的都是客，秉承宾至如归。若“习安会”仅仅是“握手谈话”，其破冰意义或许只是让舆论场欢呼一阵而已。

“习安会”重要，中日关系走上正轨更重要。在亚太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中日关系也不可能恢复到钓鱼岛主权争议之前的状态，而是迎来“新常态”。谷内来华，中日之间达成“四点共识”，这是中日关系“新常态”的关键要素。

从四条共识，清晰可见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个共识“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根基，也是政治基础。中日关系一路走来，好事多磨和悲欢离合交织，正因为有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系才能斗而不破。近两年，日本国内浮荡着否认四个政治文件的杂音，此番重申这四个政治文件，凸显中日关系的根基犹在。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共识所列四个政治文件，虽是“过去时”，但对现在和将来都有指导作用。有此根基存在，中日关系无论如何波荡起伏，都不会偏离主题。

第二个共识是“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问题是东北亚的老问题，症结出在日本方面。日本要正视的历史问题包括：在对待侵略历史上，日方要坚持三个历史谈话，但安倍首相要否认三个谈话，尤其是河野谈话;正视慰安妇问题，而安倍政府一直在否认“强征”历史;日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首相2013年底参拜了靖国神社，不仅导致两国政府间失信，而且引发中日两国民间情绪对立。历史问题是现实难题，现在不正视历史，中日关系的未来就疙疙瘩瘩。

第三个共识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这也是中日关系最纠结的“现在时”难题，单列一项意味着中日双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认识到“不同主张”、“危机管控”，凸显中日双方对于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有了理性认知。

第四个共识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这是重启中断的中日各种对华机制，也为面向未来打开了新窗口。

必须指出，中方给出“习安会”的前提条件是：安倍不参拜靖国神社，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从四点共识言，日本作出了让步，中国也给日本面子空间，如在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双方共识是“认识到”而非“承认”等。况且，到目前为止，安倍首相也没有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

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体现了妥协双赢的原则。起码从目前看，以“习安会”为起点，中日关系将来较为理性的“新常态”：钓鱼岛争端的风险性在降低，中日停滞的机制性对话恢复，中日互信虽不会大幅提升但互疑会减少...不过，由于中日实力异位，传统的中日友好关系会为现实不确定性的竞争关系取代。中日“新常态”，不是新友好而是新挑战——不擦枪走火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