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迎来了互联网发展20周年，也迎来了从“互联网大国”晋身“互联网强国”的开局之年。在多方力量的碰撞与融合中，互联网的国家意识全面觉醒，中国正在以崭新的思路和空前的力度展开网络治理。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各职能部门联合行动，变应对为主导，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规制，逐步廓清网络世界的国家疆域;强化司法和行业自律，着力推进网络安全制度建设;以鼓励和监管并重的态度审慎对待互联网经济新模式;加快提升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重构“地球村”的网络治理新秩序。

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行动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个跨党政军的重要机构，它标志着中国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治理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央网信息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在新的管理体制下，中国互联网“九龙治水”的弊端将被克服，信息化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将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信息和网络技术领域将实现重大突破。这个拥有6亿多网民的网络大国正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

2013年底，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颁发“TD-LTE”经营许可，中国通信行业进入4G时代。由中国主导制定的TD-LTE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为第四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4G网络将打通有线电视网、电信网、直播星、3G网等既有网络，完成“固定网络+移动网络”双轨并行的信息高速路。传感器和大数据的结合将会产生更多的创新机会，移动智能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四个部门联合实施“宽带中国2014专项行动”。网络基础建设的提升将极大地拉动信息消费。到2015年，中国计划使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

10月22日，中国曙光公司推出了首款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服务器，曙光龙芯3B服务器，包括CPU、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在内均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是中国打破服务器领域国外垄断局面的重要一环，将有助于建立自主可控的信息产业体，对捍卫国家信息安全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净化网络环境

5月下旬，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即将出台的消息公布，一石击起千重浪。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施将遵循“无国别”原则，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产品，将不得在中国境内使用。

7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出台过多个司法解释。10月1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开始施行。继网络传播权、网络诽谤问题的司法解释之后，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初步形成。

10月20日至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高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4日，国家网信办表示，要发挥法治对网络的引领和规范的引导性作用，加强网络立法、网络执法、全网守法，实现依法办网、依法管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未来，中国还将探索建立网民和网络组织的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的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的惩戒机制。

2013年底，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为规范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保障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了新依据。

2014年3月，中国广告协会互动网络分会《中国互联网定向广告用户信息保护行业框架标准》开始实施，用于指导和规范互联网定向广告业务中对用户信息的收集、保存、使用和转移行为。

8月15日，中国互联网大会发出倡议，号召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网民坚守“七条底线”，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七条底线”即：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七条底线”首次将互联网自律推广至全社会范畴。

在法法制与行业规定的框架下，专项治理行动进一步净化了网络环境。

4月，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被查处，并被吊销经营许可证;8月，潜逃韩国的快播法定代表人、犯罪嫌疑人王欣落网。这家用户过4亿的“技术型”网站的倾覆，表明依靠打网络色情“擦边球”谋利的模式已走到尽头。

中宣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9月，财经媒体21世纪网涉嫌新闻敲诈被调查。其母公司——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等多名高管被拘。此案在传媒界引起震动，更对全媒体时代的新闻监督和媒体自律提出了严峻的新课题。

治理违法网络名人行动继续深入开展。一批涉嫌造谣、敲诈、非法经营的网络“大V”杨秀宇、秦志晖、董如彬、周禄宝等先后受审量刑;网络“红人”郭美美因涉嫌开设赌场被逮捕。整治违法“大V”对清理“自媒体”时代的舆论环境、规范公众人物言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国家网信办透露，针对目前智能手机APP窃取用户信息、甚至暗藏病毒等问题，将出台相关发展管理办法，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同时还将对内容类APP进行监管，改变目前进入门槛低、内容缺乏监管的乱象。北京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系列法规。

媒体融合与碰撞

对处在传播生态急剧变化中的中国媒体来说，2014年是重大转折之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发表讲话，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消息一出，传媒界反响热烈，股市传媒板块全线大涨。此次“媒体融合”涉及媒体集团的流程再造、组织结构的调整、技术和资本的驱动、媒体与受众或用户关系的重塑、传播手段与经营服务的创新整合，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实现共生共赢的重大机遇。

“媒体融合”不意味行业监管的削弱。2014年6月起，广电总局下令关闭OTT盒子。在利益驱使下，大量视频网站自制节目，商业机构私自购得的海外互联网节目涌入用户的电视机，部分电视内容游离于监管之外。广电总局的严厉整改，是电视终端公益价值与产业属性的碰撞。OTT界变被动为契机，进行产业链资源整合，力图在自制、IP孵化等方面寻求突破口。

互联网经济新模式呼唤新型监管体制

2014年，京东、阿里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相继在美国上市，创造了融资奇迹，并在国内掀起资本重组的合并潮。针对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将采取四项措施完善互联网的竞争和监管机制。一是对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带来的新商业模式加强研判和跟踪，强化对竞争行为的监管。二是加强技术手段的建设，研究建设互联网企业竞争行为的监测、预警、取证技术平台，以及探索第三方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开展监测和技术认定。三是建立互联网企业纠纷及争议的受理、处置和仲裁机制，建立健全市场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四是强化行业自律，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完善行业规范与自律公约。

1月，《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要求由央行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办法，对网络金融活动进行监管。

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互联网金融闭门会，讨论银行跟P2P合作的问题。在经过爆发式增长和淘汰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合法性得到确立，但管制细则仍在研究制定中。监管、互利，改良，要合作不要颠覆——是中国金融体制与互联网新生力量正在谨慎试探的未来。

10月，工商总局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境内网络交易网站监管工作协作 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旨在打击境内网络交易网站违法经营行为，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

重建全球网络治理新秩序

互联网极大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而建立全球网络治理体系的要求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治理将何去何从?

4月23日至24日，全球互联网治理会议在圣保罗举行，来自中国、阿根廷、巴西、德国和美国等80个多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签署了《全国互联网民事总则》，作为对美国“监控门”的回应，并为各国制定互联网治理准则提供参考。

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7月16日，习近平在巴西国会演讲时提出信息主权和互联网治理的思想，宣示了中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9月18日，首届中国—东盟网络空间论坛举行。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提出：网络空间既要互联互通，也要尊重主权;既要加快发展，也要确保安全;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既要自主自立，也要开放合作。中国将与东盟深化网络空间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中国—东盟信息港，使之成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互联网的形成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全球网络治理也需要各方共担责任。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互联网发展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主张，既鼓励和推动各国自主探索、自立发展，又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全球网络新体系。

刘红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