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你的行动和活动限定于有益社会的行为，因为这符合你的本性。”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中国政府机构就正在它回归“本性”的路上求索着。虽然途中荆棘满布，但步伐却异常坚定。

深圳，又是深圳

2009年7月31日，素有改革先锋的深圳市政府发布机构改革方案，宣布将精简1/3的政府部门，新的政府架构将按照“行政三分”，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的思路，逐步建立起以“委”、“局”、“办”为主的大部门体制。

决策、执行与监督的职能相分离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的基本方向。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方针。

其实，就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行政三分”的试点便曾经启动，而当时领受这一政治使命的正是我国最资深的经济特区——深圳。不过，同启动时的高调相比，实践很快就转入了低调的探索期。谁也不曾想到，这一低调便是六年之久。

有人说那次试验早已“流产”。不过作为“行政三分”方案主要设计者之一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却否认这一说法。马敬仁说，中央的调查组从2003年到2006年一直都在深圳开展工作，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也曾多次到深圳调研。马敬仁认为，不再“高调”的原因一是涉及利益面太宽，协调难度太大，二是当时在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

实际上，中央层面对此项改革的决心是不断增强的。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将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次，领衔突围的任务再次落到了深圳头上。

深圳，为何又是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两度挑起急先锋的重任？

马敬仁分析说，深圳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最早、发展最成熟、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加入WTO以后，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深圳更加明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多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经济转型的迫切性进一步提升。

经济如何才能转型？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

深圳的境遇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后，内地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也在逐渐提升，在此背景下，政府权力过大，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当地制约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

人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只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才能使我国避免陷入发展困境；只有建立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使我国步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