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对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无法向世界和子孙后代交代。

基辛格博士最近出版了题为《世界秩序》的新著。91岁高龄的基辛格是美国政界的元老，全球著名的战略家，曾经为从尼克松开始的7任美国总统服务过。他的《世界秩序》一书刚一问世就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这场讨论值得中国人关注和重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先后在美国常驻了10年，认识基辛格很长时间了。不久前，他在纽约请傅莹和我吃午餐，见面时他很高兴，称我是他的老朋友。他还送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世界秩序》一书，他说：“建立世界秩序，美中是关键。”

40多年以来，关于世界秩序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74年的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这次大会是时任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的，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并在大会发表了演说，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张。我本人当时正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参与了特别联大的筹备和会议全过程。

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举行绝非偶然，其背景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的阿拉伯产油国10月17日为了声援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减少石油生产，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以惩罚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阿拉伯产油国采取的行动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在两个月内，从每桶3.01美元涨到了11.65美元。石油提价和禁运使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一片混乱，引发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阿拉伯产油国的行动给了发展中国家极大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掌握原料和资源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把资源和原料的价格压得很低，保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慷慨陈词，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剥削和压迫，认为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当时在现场，感到这是一次第三世界对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剥削的控诉会。会议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六届特别联大，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的一次冲击。尽管这次特别联大对西方世界有所震动，但是必须看到，当时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是有限的。这次冲击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了一些变化，但大的格局没有变。

全球关于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走向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必定会带来世界秩序的变化。198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贸促会访华团时明确指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他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德国走向统一，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见此形势踌躇满志。199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991年，老布什又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要由美国来领导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应英国的倡议，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及作用。我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发言人，随同李鹏总理出席了安理会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现场的感觉是，英国倡议召开这次首脑会议实际上是要配合老布什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李鹏总理在会上发言，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的精英阶层欣喜若狂、得意忘形，认为苏联解体表明西方是冷战的胜利者，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那一套推向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那样是不可能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变化没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而是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进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第三次关于建立世界秩序的讨论，大概可以说是由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所引发的。2014年10月中旬，亚洲协会在美国召开了一场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研讨会，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傅莹和我应邀出席了会议。基辛格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介绍了他新书的观点。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强调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秩序两大不可或缺的支柱。”基辛格还认为，美中两国要坐下来谈如何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

你不能不佩服基辛格博士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大发展，认识到美国已不可能单独来主宰世界事务。在新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是关键。

看来一场全球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方兴未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过去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们讨论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过去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导建立的，他们也从来没和世界其他各国商量过。现在，人家要找我们来讨论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这是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发展带来的结果。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机遇，更是责任，这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种承认。1991年，中国的GDP仅为3794亿美元，美国是6.17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6倍。2013年中国的GDP上升到9.24万亿美元，美国为16.8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8倍。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千真万确的。

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对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无法向世界和子孙后代交代。

今天到了中国人应该仔细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世界秩序的时候了。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那就是经过战后历史考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个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行创新。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时代主题变了。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变化是统领一切的。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国际上出现了两大潮流：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推动这股潮流的是两种力量，一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深；二是人类之间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应对这些挑战生存下去。另一股潮流是冷战、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推动这股潮流的也是两股力量，一股是惯性思维，冷战延续了40多年，零和游戏在世界上存在了几千年，就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另一股力量是利益集团，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因为他们能从冷战、对抗、冲突、仇恨中牟取暴利。

在21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大力推动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使人类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这是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根本保证。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冷战、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我们这样做，既是考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考虑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我相信，我们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建立一个有利于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