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1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共计47个城市，被列为重点控制区，将严格限制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等行业中的高污染项目。

针对公众最为关心的PM2.5治理，《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的治理的目标，即到2015年，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下降5%，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区域的要求更高，要求年均浓度下降6%。

2012年2月出台的《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则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到2015年，北京市空气PM2.5浓度降至每立方米60微克；到2020年，降到每立方米50微克。预计2030年，才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5每立方米微克的标准。

有专家称，如果能够在18年里治理成功，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尽管事实沉重，但已别无选择。温家宝在会议上表示，面对雾霾，要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李克强近期在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说，“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呼吁全国层面的空气立法

在前不久结束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宣布将地方的《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是早于全国层面大气法修法之前，地方上启动的修法计划。这一被认为是“最严厉、最细致”的条例规定，包括遇到大气严重污染等环保突发事件，可责令排污单位停产，部分机动车停驶；在一定区域内机动车拟限行；停车三分钟车辆应主动熄火；超四级风停止拆除工程等。

《新京报》的社论呼吁在全国层面出台“空气清洁法”，明确全国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空气治污中的责任。

“如果没有周边地区联动，无论出台多么‘严厉细致’的条例，北京都不可能单方面彻底改变本地区的空气质量。”这一社论说。

针对北京的雾霾，伦敦市前副市长John Ross撰文表示，对环境污染的矫正不会自然而然出现。环保技术通常成本高昂，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管控并对清洁发电站和相关产业进行巨额投资，这是治理环境问题的唯一经济途径。他表示，除了需要政府下决心制定政策，还需要公众的支持。

上个世纪50年代，享受工业文明的伦敦人一度呼吸着“豌豆汤”一样的黄色空气。起先人们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直到事态在1952年恶化——一场持续4天的“大烟雾”(Great Smog)导致1.2万人死亡。

伦敦着手解决空气污染的历程，是一个法律不断完善的历程。1954年伦敦通过了《城市法》；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空气清洁法》，该法要求工厂减少烟雾排放，鼓励居民从煤转向燃烧产物更清洁的焦炭或燃气；1974年又制定了《控制公害法》。

“霾”也是最近微博的热点。中国的年轻人们在微博上调侃北京各大景点风光一致，吐槽距央视大楼百米已看不清其“裤衩”外型，诉说有一种咳嗽叫做“北京咳”，但自嘲之余难掩焦虑。

漫天雾霾中，大家都感受到了环境恶化的切肤之痛。

人们选择在手机上安装PM2.5监测软件，上环境监测中心网站查询空气质量实时数据，停止晨练，出门佩戴医药级的口罩，放弃开车选择公共交通，购买小排量车型……伴随着空气污染的加重，民众的环保意识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觉醒。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在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问卷调查，近7000名公众接受调查。结果显示，91.4%的人认为当今的空气污染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同时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改善环境质量伸出援手。

民众日益觉醒的环保意识，无疑会对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公开及政策落实，形成压力。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日前强调，PM2.5监测及其污染防治，将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呼吸一样的空气，注定了这场“雾霾攻坚战”没有局外人。但毫无疑问，对于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这场“攻坚战”都是一种旷日持久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