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当地时间12月1日下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总代表罗戴琳（Renata Lok Dessallien）女士在坎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各方谈判代表只有携手合作，坎昆会议才可能达成某种协议。

在接受采访前，罗戴琳刚刚出席中国代表团在Cancunmesse召开的联合边会。

会上，中方代表团副团长、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介绍了中国近些年节能减排政策、行动和工作进展，重申了中国到2020年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并宣布中国完成了2006-2010年期间20%的减排任务，未来几年中国还将加强立法和监测、坚决落实减排指标、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罗戴琳发表讲话，对此表示赞赏。她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很多国家前面，近30年前，在世界还未完全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时，中国就开始做出努力，并取得成效。当然，罗戴琳同时指出，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在接受采访时，罗戴琳说，今年的坎昆会议不像去年哥本哈根会议那样热闹，是因为人们经历了期望过高带来的失望以后，变得更为冷静更为现实了。不少谈判代表和公众舆论甚至把眼光放远到明年的南非会议。

那么，坎昆会议最终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成果呢？罗戴琳对于这样的问题保持警惕和谨慎。她说，总会有些成果的，但现在会议才开始几天，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不过，她强调，只有与会各方谈判代表携手合作，坎昆会议才有可能成功。

自从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多有误解和指责，这是为什么？罗戴琳说，中国人口多、发展快，别人感觉到有威胁和压力。这也是今天召开边会，请苏伟向各国媒体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原因。

至于她期望中国在坎昆会议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罗戴琳回答得很轻巧智慧，她把这个问题又推回给记者，说：“你是中国人，应该最清楚。”

中国还处在发展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还是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不过单靠中国一家解决不了全球变暖的问题，必须各国携手合作，停止相互争吵，一起行动起来，才有希望。对于记者的回答，罗戴琳表示认同。

现场采访不能深谈，因为排队等着采访罗戴琳的媒体很多，但她答应回北京以后可以再次单独接受本刊专访。

陪同罗戴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气候变化顾问何秀珍（Goerild Heggelund）女士。何秀珍上世纪80年代到中国，听记者夸赞她汉语说得很好时，她面露喜色，很高兴地说：“我在北大学的汉语。”这个挪威女子直说:“罗戴琳比我官大，她是我的领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气候变化顾问Goerild Heggelund （何秀珍）女士在坎昆接受本刊记者唐书彪专访。

何秀珍认为，现在的谈判机制是各方协商一致，所以谈判会缓慢一些，但也有好处，可以避免几个大国说了算。

这几天，日本因为其谈判代表多次声称拒绝延续《京都议定书》而成为舆论大热门。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其第一阶段减排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

昨天（11月30日）日本因此被非政府组织Climate Action Network（CAN）颁发“化石奖”。得化石奖的国家，通常被认为在谈判立场方面“顽固不化”。对于此事，何秀珍说，她一直在忙今天的边会事务，因而不太清楚。但何秀珍很快又补充道，可能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减排空间有限，又受到国内企业压力所致。她似有惋惜地表示，《京都议定书》在日本形成，本该是它的光荣，但如果由于日本的反对致使国际气候谈判受到影响，日本的这种表现将得不偿失。

本次采访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纽约总部Judy Li协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