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多年来一直代表中国参加相关国际谈判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则在同一场合表达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次坎昆会议的“金钥匙”，实际上不在哪个国家，坎昆会议的“金钥匙”主要还是在于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能够推动多边进程，能够重新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信的一把新钥匙。如果在资金问题、技术转让问题、能力建设问题，发达国家能够兑现他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承诺，坎昆会议成功的锁就会被打开。

成功在于国际合作

11月29日，人们期盼已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和《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大会(CMP6)在墨西哥旅游城市坎昆召开，将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聚集一堂。

会议承办国墨西哥在开幕式上播放了十分感性的短片，呼吁各国谈判代表：“你们也有子孙后代，现在你们长大了、手中有权力了，但不要忘记儿童时的梦想、不要蒙上自己的双眼，请采取行动确保这些美丽的景色得以继续保存。”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自私”。他希望各国谈判代表，超越本国利益、集团利益，不要再耽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开幕式结束后表示，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中方希望坎昆会议能在资金、技术等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达成全面、平衡的谈判结果，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有效、全面、可持续地实施。

苏伟29日的表态并无太多新意，因为早在几天前，他在国内一个场合就有类似说法。

苏伟认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应对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关系到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共同应对。也需要在共同努力的进程当中寻求一种公平的解决办法。

苏伟说，从1990年联大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一直到1992年谈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生效；1997年又谈成了《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最后到2007年如何来落实公约议定书，达成“巴厘路线图”；去年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从整个的历程来看，应该说历史地见证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断加深认识，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进程。

苏伟很清楚，人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的期望值有所降低，也不可能完成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的授权。但他仍然坚信，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万里征途上，坎昆会议是必要的一步。只要会议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就符合各方利益。各国应当巩固已有的成果，凝聚共识，以哥本哈根达成的政治共识作为指导，将政治意愿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苏伟说，哥本哈根会议表明了各国领导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但真正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光有政治意愿是不够的，还要把政治意愿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所有的谈判进程就是围绕着落实领导人所达成的这些共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就加强《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达成广泛均衡的成果，为今后、为明年在南非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上能够最终完成“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奠定好的基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能需要在坎昆会议上明确《议定书》关于发达国家承担这样的第二承诺期的进一步量化指标。也许就这个指标的量值达不成一致，但是作为一个大的方向、大的原则，这也是说明了坎昆会议能不能迈出有意义的一步的重要因素。

苏伟还自问自答，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应当怎么办？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没有关系，可以在公约下承担在议定书缔约方承诺的减排指标，可以相比较的、具有可比性的减排的义务，作为非《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的缔约方，也要作出减排的承诺。

对于坎昆会议的期望，苏伟表示要明确有关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活动的相关安排，不见得是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协议，但是要就有关问题作出原则性的、框架性的安排，这也是坎昆会议应当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29日坎昆会议开幕后，苏伟表示，希望谈判各方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要过于“讨价还价”，各方都应清楚自己的责任，并各尽所能。

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需要大家共同采取行动和措施，尽管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能够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采取力所能及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当然这个公约和议定书巴厘路线图也有明确的规定，这方面发达国家有责任，所以他也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转让等等方面的支持，这也是现代谈判的一个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