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落地生根的政治题

在黄国伦眼中，东莞迅得“自成一套规格”。

在这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眼里，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比，中国大陆显得十分特殊，大陆地区有属于自己的供应链，自成体系的供应商之间的相处模式，还有独特的客户市场模式。

不习惯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往新模式只是一个方面，黄国伦笑言，最初刚到东莞，他最不习惯的其实还是与政府之间的交往，这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初来乍到的黄国伦很难适应。

迅得是一个生产自动化设备的企业，研发是企业运转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刚刚落地东莞之初，东莞迅得的研发专利都是由台湾的母公司来评估的，由台湾公司来决定哪些专利需要在大陆市场做申请。而其实东莞市和国台办对于台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是有扶植政策的，因此东莞迅得从此开始独立在大陆申请专利。然而说起来简单，当黄国伦面对一大堆看不懂的表格和申请文件的时候，他几乎吓了一跳。他从来都不知道，在大陆申请一个专利，手续有这样复杂。

“我们企业只会做经营，实在是很难去做那种复杂的书面工作。拿到手的材料几乎都看不懂，又要准备一大堆文件，想到就让人头痛。”

东莞台办对迅得及时伸出援手，科协的工作人员帮助迅得完成了复杂的书面文件。直到今天，迅得14项专利的申请文件还是仰赖于东莞政府工作人员的跨界帮忙。

黄国伦开始觉得大陆政府变得亲切了。沟通顺畅之后，相互理解也比较容易，随着与政府交往的增多，黄国伦逐渐熟悉了大陆政府的运作模式。政府对于台资企业的扶植，让迅得得到了很多便利与实惠。

今天，迅得已经牢牢把根扎在了东莞，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发展得顺水顺舟。

至于黄国伦本人，他说：“成家立业这样的大事都在东莞解决，我认为我可以算本土化最成功的范例之一。”黄国伦的太太是湖北的妹子，他们就是在东莞相识的。

事业和家庭都在东莞，黄国伦打算和迅得一起在东莞落地生根。

升级：层层积累的物理题

在东莞台资企业里面，迅得显得有些特殊，这里的台商大多数以家族企业为主，而迅得则是外资合资公司。说到差别，黄国伦笑说：“公司要考我绩效，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我们每一年都要帮公司达成一些成长和扩充的目标，所以每一年的产品都需要变革，压力其实很大。”

黄国伦告诉记者，不断进行升级改造是企业在面对工资上升、材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继续保持竞争力的又一秘诀。

实际上，虽然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但迅得这些年的毛利润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并没有衰退。

毛利润不能衰退，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实际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每年都必须推出新产品以适应客户的要求。

2007年，迅得的订单主要来自于笔记本电脑生产印刷电路板的企业。2009年之后，平板电脑迅速占领市场，使得触控面板生产企业成了迅得的主要客户群。而到了2011年，苹果iPhone、ipad红遍全球，对电路板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前厚而硬的电路板逐渐退出市场，软性电路板逐渐成为主流。只有那些跟上潮流的企业才能继续为客户提供服务，为了继续保持竞争力，企业只有跟随形势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黄国伦这样形容他们的工作：“其实比较像服务业，客户提出要求，我们根据要求来进行研发、生产设备。现在技术更新升级速度飞快，客户的要求也更高了。之前还有客户愿意给我们两个月的研发周期，现在能宽限到40天就很好了。”

两个月到40天的变化，不仅仅是加快速度那么简单，随之而来的是研发和修改的成本也在大量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加大，这就是市场经济，残酷但又充满机遇。

客户要求的期限就是一切，做不到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只能被迫跟进。黄国伦认为，迅得取得目前的发展成就，跟响应政府倡导产业升级有分不开的关系。

刚刚落地东莞的时候，迅得的研发团队只有3人，发展到今天，已经扩大到33人。

“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扶植。”

参与国台办的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辅导计划，使迅得受益良多。政府不仅鼓励台企参与研发投入，将研发投入经费充作税额抵免，而且对于台企进行专利申请的费用进行减免。

对于东莞迅得来说，这是一个很实惠的政策。一开始，对于小型的客户，迅得总是抱着纠结的态度。想要开发新的项目，积累实力，但是订单额度很少，又需要比较大的研发投入，总是在做与不做之间迟疑。有了政府的资金扶植做后盾，企业就可以大胆地将研发投入经费加大，新项目将会带来新的机会。

黄国伦说：“创新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有新的项目，有政府支持，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做，我们在创新中转型、升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