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没有衰退

有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其实，硬着陆是个形象的比喻，通常指的是经济增速大幅度的下降。硬着陆没有一个学术上的严格的指标界定。我认为硬着陆是更大幅度地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从现在的宏观指标来看，很难得出这种判断。西方媒体，也有一些个别的学者，有的是从机理上，从刘易斯模型上看这个问题，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步结束，劳动力供给由过去高速增长转向绝对减少，中国的劳动力2012年已经绝对减少345万人，出现了以前说的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减少就造成了成本的迅速上升，就会带来经济的急速下降，这是从机理上理解。还有一种是从风险的角度，有人觉得，比如地方债务，包括金融系统，会不会出现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造成经济增速的急剧失速。从这两方面来看，应该说我们现在都很难作出硬着陆的判断。第一种是基于经济失衡的观点，第二种是基于风险积累的观点。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进行调整，如上文所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风险，需要高度关注风险，无论是从债务层面来看，还是从金融系统来看，中国有足够的防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意识也在增强。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很难作出所谓硬着陆的判断。

还有人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通过低成本维持高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也会积累风险，就会使得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些观点。我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东亚国家，在“二战”以后，韩国、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他们在高速成长阶段差不多都是这种特征，高投资率和比较低的消费率，恰恰使他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而其他一些经济体，比如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恰恰是平衡的，投资率并不高，消费率相对比较高，你去看看巴西，消费率高，拉美是很多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要举例子的地方，有人把它叫做“拉美陷阱”，所以即便是同样的问题，西方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要把问题绝对化，投资率跟经济的增长特定的阶段相关联，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投资和消费的平衡也在推进，这种推进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换档过程的，比如去年中国消费率明显提升，比投资的贡献要高。但是2013年以来，特别是2013年上半年，消费对7.6%的增长率，贡献是3.4，投资是4.1，外需是0.1，有人说，投资率又上升了，是不是转型在倒退？这个转型过程，不是短期能完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这个转型过程中，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变化的，这种波动应该说是合理的，不能说绝对的单一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中期趋势。

中国的转型正在进行，服务业的比重在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会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会带动消费率的提高，它是有关联效应的。在投资方面，没有再推出大力度的刺激计划，没有再搞过去的所谓的大规模扩张性投资，而是有节制的微调，西方用的语言是“微刺激”，适度扩大一些民生关联领域的投资。

关于需求结构问题是比较热点的问题，在过去，我们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程度比较高，既有工业化城镇化原因，也有全球化的因素，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投资都到了中国，中国的出口也在跟着上涨。但是，我们的消费没有上去，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竞争性地吸引投资，对外资有很有优惠的政策，外商企业的营业盈余很高，而营业盈余变成了外资来源国的消费了，这样显得投资和消费差距比较大。

关于出口，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是世界上高的，中国的出口率处在世界上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中国加工贸易依存度也是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加工贸易依存度，这就叫全球化，大家的外贸依存度都在增加，顺差率也都在增加，好多说中国的顺差率高了，如果不分区域看，是均衡的，放到转轨国家去，也不是特别高，放到东亚国家去，放到高增长国家里，也是均衡的，即便是中国最高的2007年，外贸顺差占的比重8.8%，贡献率接近20%，我们看刚才的结论，依然没有改变。2007年顺差率8.8%，高收入非经合组织是14%，东亚是7.9%，跟其他国家比，在177个国家里我们排在第29位，排在我们前面的不全是小国，有一些小国，但是也有不少是大国，比如马来西亚，排到非常靠前。比如说智利，跟我们同是新兴市场，包括俄罗斯，转轨国家，也跟我们差不多。就外贸依存度来讲，我们比欧盟，无论是欧洲联盟，无论是欧元区，他们的外贸依存度是78%，我们只有68%。在外贸依存度里面，我们在世界上有数据的177个国家和地区排在126位，很多大国都排在中国前面。

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上升。这种上升几乎都表现在每个10年的前半段。

改革开放的1981到1984年，这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大的上升，第二次是1991年到1993年，也是一次大的上升。第三次是2001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最长，这三次上升都是跟改革分不开的。增长跟改革紧密关联，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上升，跟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供应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原来都是短缺。有人把这次改革称作危机式改革，为什么呢？因为70年代后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危机倒逼改革，不改革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这一轮改革推动了经济一次强劲的上升。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是个顶层设计。所以有人也把这次改革称为“顶层设计式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一轮新的发展。中国很多体制，包括财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分税制的架构，商业银行的架构，包括投融资体制，好多体制框架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既充分吸收市场经济的优势，也能跟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次改革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一次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