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其经济增长态势势必对世界带来巨大影响。正是因此，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予以高度关注。今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一部纪录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不过是这些关注中的一个。应当说，它提出了一个对的问题，但结论比较武断。它忽视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忽视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变量，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中的危机因素中，夸大危机，一叶障目，题对但答案错。
纪录片看漏了什么: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何在
从问题上看，在过去的增长方式下，我们客观上有投资主导的基本特征，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持续下降。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即被时任总理温家宝高度概括为“四不”—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提出转型的三大任务，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
哪个国家都有经济的危机因素，但是否爆发危机取决于是否具有增长的优势。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消费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结构持续升级，由此带来强劲扩张的消费需求。比如：
城乡居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1978-2012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1759.1亿元增长到19.04万亿元。2013年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总消费量。
在消费结构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不断升级。以恩格尔系数为例，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2013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35%和37.7%。
在消费增长速度上，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达到两位数。1978-2011年，美国、日本、欧盟居民消费年均增长分别为6.30%、5.92%和5.89%，同期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为11.52%。中国居民消费总量与美日欧的差距明显缩小。在三大经济体中，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相对较快，达到5%至6%，但尚未达到两位数以上；日本和欧洲则在零增速或者负增速之间。快速增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形成了中国强有力的优势。
不能说这部纪录片完全忽视了中国消费因素，主持人在武汉夜市看到了中国消费的寻常景象，但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中国到底有多少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切身体验一下光棍节中国居民的购买力。主持人不重视这一点，不代表国际资本不看重。例如，麦肯锡每年对中国消费规模做一次评估，每次评估都把中国潜力做更大的修正。罗奇在新作《大失衡》中也提出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将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
看漏了中国消费因素，就看漏了中国增长的优势。过于集中于危机因素，自然会得出悲观并有失偏颇的结论。
纪录片看偏了什么：中国需要继续投资吗
纪录片认为中国这样的高投资难以持续，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长期过高、过快投资，对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能否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决定了中长期的增长态势。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需要予以理清：
第一种观点是中国投资已经过度。武汉几年的投资量相当于英国一年的投资量；而且，投资中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商品房空置率高。如果继续这样的高投资，恐怕债务难以持续。然而，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巨大人口规模下人均资本存量的问题。有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为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同期资本存量为44.7万亿美元。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为韩国的25%。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追赶空间。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还有大量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比如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等，中国需要的投资恐怕是个天价。因此，中国停止投资，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需要继续高投资。这种观点恐怕又忽视了中国巨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需要继续高投资，但问题是往哪里投？根据投入产出表测算，2003-2007年第三产业需求比重提高了1.8个百分点，但投资比重反而下降了5.6个百分点。因此，不讲投资方向，一味讲继续高投资，产能过剩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之所以需要继续投资，因为还有大量的领域客观上投资短缺，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服务业等；而之所以不能继续投资，是客观上不能再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子。因此，问题不在于投资本身，而在于投资能否与消费实现动态平衡。
纪录片忽视了什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心力度有多大
这部纪录片的结论之所以武断，就在于忽视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变量，忽视了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和力度。
应当说，中国国内各方已经认识到，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全面转型。第一，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迫切要求通过改革改变政府对资源要素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决定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找到一条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风险的新路子；第二，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迫切要求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改革，使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的过度依赖；第三，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迫切要求通过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农村土地、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形成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安排。
而从中国过去两年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改革有望实现重大突破。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难破”的改革，开始逐项破冰；一些涉及面广的重大改革，已经有顶层设计。例如，这届政府在简政放权上的力度前所未有。再例如，电信、铁路等行业的垄断开始被打破，国有企业收租分红制度逐步完善，比例将不断提高；在非公经济方面，随着税费减免、行政审批改革加快推进等，社会资本活力正在激活；在金融改革方面，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民营银行获准筹建，将实质性改变金融生态；在资源价格方面，天然气、煤、水等阶梯价格改革逐步推开。纪录片更多地忽视了中国十八大以来在改革上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尽管还不能说这些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经济稳定的态势已经比较明显。
改革和危机赛跑，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共识。纪录片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尤其是投资过快、地方债务过多的问题，在中国是被反复讨论和研究的，而且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予以化解。如果不看到这点，恐怕得出的结论不免偏颇。
匡贤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