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2011年的22%，但是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年间，中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中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是，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中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为182.3美元，印度为227.6美元，比印度低了20%；201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5429.6美元，印度才达1458.5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7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下图右方所示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中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10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25%增加到2005年以后的30%以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中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中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中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中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在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长速度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中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