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0日，经中央批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表。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就香港工作发表白皮书，也是中央对香港方针政策的一次重要宣示。白皮书分五个部分介绍了“一国两制”政策的由来和在香港取得的实践成就，包括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等内容，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白皮书发表后引起了香港特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飞教授对白皮书进行了解读。

白皮书发表的背景

中国网“中国访谈”：您认为中央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白皮书呢？

齐鹏飞：第一，白皮书发表有一个大背景，2014年有三个历史节点：一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二是香港《基本法》出台24周年；三是香港回归和香港特区成立17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程，其规律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已经显现出来，这样有利于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它的历程进行一些回顾和总结，把一些基本的经验和对现实的启示，包括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总结出来。

第二，现在正好是香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点，包括“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包括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走到了一个“不进则退，攻坚克难”的特殊历史时刻；“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是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的问题。白皮书的出台，实际上是把这些年来在实践中成功摸索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东西，比如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香港的某些问题的论述等整合起来，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方针政策，对“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同时又是一个全面的政策宣示。

新意叠出

中国网“中国访谈”：我们知道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就香港工作发表白皮书，那么在您看来这个白皮书中有哪些重要的观点让您印象深刻呢？

齐鹏飞：这是香港回归17年来，中央第一次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也是中国的白皮书制度从1991年开始建立以来，到现在88份的白皮书中唯一的一份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它肯定有很多新内容，但白皮书里许多的内容并不是第一次宣示的，很多都有过去问题的重申，比如过去《对港政策12条》、《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回归以后全国人大包括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决定和一些司法解释，包括国家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阐述等，都会对以前的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回顾和梳理，这些内容已经构成了这个白皮书一个主体性的内容。但这次白皮书既然第一次发布，它还是有很多新思考、新见解、新表述的。

我认为白皮书的五大部分里面应该重点关注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

第二部分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是新意比较集中的一块。它把过去处于模糊状态或者仅仅原则规定的东西细化、明确化和具体化了。比如它对于中央的全面管制权的问题论述得最为透彻，对全面管制权包括的内容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第一，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利；第二，中央授予特区行使的高度自治权，同时中央享有监督权。

在把这个概念界定了以后，又继续阐释了中央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制权，其权利主体确立为四个，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后，又细分了这四个权利主体分别享有的权利，并做了具体的列举。比如全国人大享有三项基本权利，决定设立特区，决定基本法的制定和基本法的修改，比如全国人大有基本法的解释权，享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报告修改的权利，有对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案法律进行立法审查的权利，有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利，有给香港以新的授权的权利，这五大权利，包括国家主席有哪些，中央政府有哪些等等，均做了明确的列举。而在做了这些完全确定的概念界定之后，它才来谈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这个问题上，中央行使全面管制权都做了哪些工作。所以，这块具有新意，尤其是这个全面管制权的问题，过去谈过，但没有这次谈得这么明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