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貌依然

从已是“国父史迹纪念馆”的梅屋敷的南面玄关入内，便见铺着草席的房间素雅温馨，窗明几净。1913年孙中山在“梅屋敷”下榻时为主人大和宗吉所书的“博爱”墨迹，高悬于房间的左侧正中上方，字迹恢宏、饱满、遒劲。四目望去，室内的木质方桌、坐垫、屏风等物亦均按孙中山当年下榻时的原样摆放，恍若昔日重现。特别是这里还精心安放了1910年孙中山于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办公时用过的办公桌椅，更不由得睹物思人。

在房间左侧的墙壁上，悬挂有多幅黑白老照片影印件。而在这些反映孙中山与台湾千丝万缕联系的黑白老照片中，可见到1900年孙中山首次来台时，在台北市汉中街设立指挥所、策划指挥惠州起义的旧照。期间，亦可见到1925年3月孙中山仙逝后，一群就读北京大学的台籍爱国学生以北京大学台湾学生会名义书写的挽联——“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室内右侧，亦可见长方形玻璃展柜里，依稀陈列着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珍稀文稿手迹和纸张泛黄的旧报等，其间有孙中山1924年手书的“三民主义自序”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及1913年其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而房间的另一处开放式书柜中，则摆放着孙中山文集和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著述等。

俱往矣。从1900年至今，于不知不觉中，隐居在台北闹市喧嚣中的逸仙公园，已默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飘摇，而当年孙中山的惊鸿一现更令它蓬荜生辉，显然，它俨然已成为一部厚重的活着的历史。

冬日的台北总是细雨迷蒙，这时也毫不例外。当我离开逸仙公园时，雨丝正悄然滴落在园中的梅枝和松叶上，发出阵阵有节奏的悦耳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