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脚步渐近，这一大会也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为弥补横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鸿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将120多位国家领导人邀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希望通过领导人发挥政治推动力，使得各国能够顺利在巴黎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安排达成一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峰会全会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落实行动 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讲话，既展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决心，介绍了中国低碳发展的规划，也明确了中国对于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

“CBDR”引各方博弈

对于2015年巴黎会议，张高丽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约原则。2015年协议的谈判进程和最终结果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公约规定和承诺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从这一排序不难看出，“坚持公约框架，坚持CBDR”是中国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谈判中的核心诉求，而这一原则也正是全球各国激烈博弈的焦点。

1992年6月，首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上第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会议期间提交各国签署。公约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意指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谁也逃不开气候变化的恶果；“区别”则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考虑到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400年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造成，且其具备更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因此安排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国际社会随后开始以公约框架和CBDR为基础，构建起现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京都议定书》是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成果。

1997年底，《京都议定书》在日本通过。《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并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及技术支持。而作为区别，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减排。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发达国家始终在想方设法动摇CBDR原则，试图模糊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现实论”和“成长论”。“成长论”的鼓吹者认为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已经逐渐成长成为“发达国家”，需要打破“区别”，适用于同样的减排标准；“现实论”则是认为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远不能满足于控制温度上升幅度所需要的量级时，需要将减排重点放在当前的排放大国上。

无论是“现实论”还是“成长论”，都难以绕开一个“期限错配”的逻辑漏洞，即用当前的排放来掩盖和推脱历史责任。

在波兰气候大会上，巴西谈判代表就曾尖锐地反击说，“气候变化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造成的？这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位代表指出，当前气候变化的恶果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排放二氧化碳的历史现实造成的，是发达国家应承担的责任。

不过，相比于相对抽象的历史责任，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无力现状更容易让人感到焦虑，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南非德班决定开启“德班平台”，争取通过该平台的工作，在2015年达成一个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新协议将基于公约，并适用于所有缔约国。

目前，发达国家正抓住“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要求，希望在新协议不再有“区别”的安排，从而“杀死”CBDR。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CBDR不容动摇，既然新协议是基于公约，当然应该基于CBDR这一公约本身的基石。发达国家“杀死”CBDR的同时，也会“杀死”其自身的历史欠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