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解读的四大热点

中国领导层历来都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究竟能否在诸多改革难题上取得突破，此次三中全会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为期四天的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发表了全会公报和包含详尽改革措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美国的媒体和学者们基于其价值观视角、利益关联以及对全会新生事物的兴趣点，对这次全会的解读和分析着重于四个热点问题：

第一，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和政府关系是最大看点。此次全会阐明，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经济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观察家们对中国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表述表示赞赏，对公报措辞和决定中的改革具体举措都视其为亮点，总体上对全会在经济改革的部署较为满意。但是，全会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和采取的举措却受到西方学者和媒体的诟病。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在资源配置中适度撤出，主要集中精力负责起宏观经济管理、市场调节、社会监督、公共产品提供和环境保护的职能值得肯定，但是并没有有效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其在市场竞争中存在各种隐性的优势条件没有改变。尽管中央鼓励各种私营企业进入到一些垄断性领域，但是国有企业仍然将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显然对旨在进入中国最新开放领域投资的外资公司并不有利。许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为浪费大量优质生产要素却只得到低效的产出以及银行债务规模的膨胀负责，国外的企业坚持要求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这对他们而言会相对有利。

这种出发点并不难理解，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已经触及了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引入适当的竞争，强化国有企业的效率意识，提升国有企业利用生产资源和要素的效能，提高生产率是改革的题中之意，但是市场竞争不能以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西方喜好的所谓“公平竞争”规则来设定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和环境，这是不现实也不合逻辑的。在美国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投资所遭遇的种种严苛的审查和限制，足以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理想的公平竞争环境。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身必须要有危机感，低效的投资性拉动增长格局必须有所转变，倒逼式的改革终将淘汰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和资本利用效率。

第二，人口政策的调整标志着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全会公布的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举措中，最受西方瞩目的无疑是计划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调整。由于政治价值理念的差异，西方坚持认为生育权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批评中国采取国家性的统一政策来管理和控制人口规模。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与美国争论了几十年，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国情。如果按照人均占有资源和要素禀赋，美国可以达到中国的数十倍。中国经历过人口急速膨胀给大到中国整体经济小到每个家庭带来过沉重压力和负担。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的社会治理难题可以归咎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社会资源和服务都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是一项被迫采取的措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

当然，在实施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管理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和性别比例的失调。在建国之初，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5岁，而如今却达到了75岁。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保持正常人口更替的水平，正在加速老龄化。此外，受到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新生男婴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婴，未来男性人口将比女性人口多出几千万。人口结构的失衡也加剧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同时使得中国具有技能的年轻劳动力锐减。不难想见，一个青壮年比例快速下滑，老年人成为主体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失去活力，而中国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恐怕将成为一个“和谐老龄社会”。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在整体规模可控的情况下，针对年龄结构和男女比例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这方面，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出发点与西方的理念不同，但也一定程度殊途同归。

第三，取消劳教制度与完善独立审判体系引领司法改革进程。西方舆论普遍对中国取消劳教制度表示赞赏，对于中国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种类，收紧死刑的判决也很支持。在审判体制方面，尽管中国还不会像西方一样坚持完全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但是减少地方党委和政府机关对地方法院判决的干预，也被视为中国司法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强调尊重宪法的尊严和强化纪委的监督职能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成为机制创设的关注热点。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社会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期均由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尤其是后者被西方媒体分析解读非常多。在他们看来，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标志着中共中央有着极为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强烈的改革紧迫感，为了全面统筹和把握改革进程，克服改革中的种种严峻挑战，协调平衡各方面的立场，需要这样一个重在顶层设计的机构强化中央的领导权威，保障改革顺利稳步向前推进。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西方的很多学者将其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类比，甚至有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中的军机处，可以说各种猜测五花八门，众说纷纭。西方如此重视起步阶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国目前与周边部分国家进入安全矛盾多发期有关。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占整个亚洲军费的三分之一，是日本军费开支的两倍左右，因此全世界都极为关注中国的国防安全政策是由谁，基于怎样的考虑，如何做出的决策。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和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威胁，如何平衡对内对外的安全考虑，如何设定该机构目标，确定其组成，限定其权限都受到外界的格外关注。所有这些问题，将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和开始运作，逐步得到解答。

从整体上看，西方学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其实反映出了一个最为核心的困惑，即中国不重复西方的发展之路，不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究竟能否完成中国的改革目标，或者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究竟能否走得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和舆论界长期由于其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对中国存有怀疑。中国领导人的俗语“摸着石头过河”，也被西方不断演绎，在改革时机、范畴、节奏、侧重点方面品头论足，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种种悲观性为主的预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政治家对此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尤其是美国的政界，在三中全会结束伊始，就纷纷访问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试图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议程推动结合在一起，分享彼此发展的机遇。中美建交30余年来，美国政治界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在于，中国的繁荣发展有利于美国，而中国的混乱不稳定，对美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判断，更有其参考价值。

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美两个大国，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自身在努力推进改革，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应该始终抱定保守的视角猜测和怀疑，而应该看到中国发展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机遇，参与到中国的改革中来，才能更好地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也只有如此，中国的发展改革浪潮才能激起大洋彼岸积极的响应。

张旭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