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不在所有，在于所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时的照片。 |
目前，发展中国家因派遣留学生而导致的人才外流格外引人注目。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力和信息资源）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也变得日益频繁和规模更大。这种流动，既可以导致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可以形成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在这一大背景下，限制人才“自由贸易”是不现实的，因为人才也像其他商品一样容易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倾向于流向报酬高的国家，政府很难用政策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
一个英国的互联网人才在美国一年可创造利润1000万美元，但他个人每年回英国消费，并将部分资本注入伦敦金融城，最终能将600万美元花在英国。在著名的英国硅谷公司，中国人和印度人就占很大比例，他们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英国本地人才的流失。又如，德国决定从2000年8月1日起向两万名外国IT专家提供居留许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弥补“本国的年轻计算机天才们纷纷去了美国”而造成的计算机人才的不足。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称，现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多达30万人。然而，印度的IT业并未见受到冲击和损害，其软件出口额已达50亿美元，是中国的50倍。在美的印度人大多把挣来的钱投资于印度经济发展，平均每人每年20万美元，投资项目多是高科技产业。可以说，印度在输出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工作学习于前苏联，图为他1991年访苏时，操着娴熟俄语与曾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左）亲切交谈，并赠送礼品。
|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应更多地从“双赢”效应理解留学人员的回归与居留。对于中国来说，归国留学人员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海外留学人员也将同样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回归率不等于回报率，有些留学人员甚至认为“留下比回去发挥的作用更大”。对于中国来说，近代华侨曾经对祖国和侨居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并延及今日，新一代华侨华人同样会以自己的文化智力资源为祖国和所在国做出新的贡献，并成为促进祖国与所在国之间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而对于留学人员的居留国来说，也大可不必一方面为吸引人才发展本国的高科技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本国的先进科技会因此失窃而担忧。其实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就认识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方面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当前既熟悉外国技术和产品，又了解中国市场行情和运作的留学人员，无疑在促进中外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方面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上海，已经制定了鼓励留学人员短期回国的“飞人”计划。2001年1至9月，就有214名海外留学人员以这种形式到上海创办企业231家。
总之，从中国来说，在外留学人员的“为国服务”，可以使中国人才流失的损失通过“智力回流”和“资金回流”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可以通过他们在国际上保持和扩大对中国的友好势力；对西方来说，通过中国留学人员扩大和加深中外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而从中获利。这将是一条“双赢”和“互惠互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