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我的感觉里，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他们陶醉在自己的文化中，根本不愿意了解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有些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能买汽车，能到最好的英国学校留学，简直是不可思议。” 采访的那天正好是王文红35岁的生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她，一身深兰色暗条的套裙，内衬红色的丝绸衬衣，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装束。一幅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从北京第四制药厂的一名技术员，到32岁踏出国门去英国留学，直至今天的职位，王文红说一直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选择人生道路的，不断追求进步与完美。

“从我的名字上，你们就不难看出我是文革中出生的。”王文红的父亲是飞行员，母亲是军医，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父母却给予她的选择以最大程度的尊重。198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四制药厂做技术员。同分到这个厂的有十多名大学生，开始，王文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入厂两个月时，王文红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谈大学生在人生观上的一些困惑。文章登在企业内部刊物上，王文红立刻成了厂里的名人，身为团委书记，王文红思想活跃，活泼好动，她隐约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多。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段经历，我要说的是，80年代末期，中国的制药行业太落后了，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生产的产品都是国外已经淘汰的品种。后来当我出国留学，看到国外的制药企业，我就非常想让中国的企业也能这样。”

王文红说1993年到西安杨森工作成为她事业的转折点。然而在杨森工作5年以后的1998年，做到医学经理的王文红辞职了，她用自己的积蓄去英国伦敦商学院上MBA。

伦敦商学院的MBA在欧洲排行第一，但一学年的学费要两万五千英磅，相当于30万人民币，算上生活费差不多四五十万。上MBA时，王文红32岁了，孩子也已经6岁了，到了上学年龄。年过30的女人，还有留学的必要吗，何况孩子正需要母亲的的关爱，王文红也有过犹豫，父母的支持最终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国。“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我已经去过20多个国家，我不甘心平庸，一定要尝试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出国留学的动机。”

昂贵的学费和苛刻的入学条件使伦敦商学院的MBA聚集了一大批的精英。王文红所在的班上，学生平均年龄37岁，60%都是副总以上的职位，有三个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他们分别来自27个国家，像个小联合国，她是最小的。毕业后，杨森、辉瑞等大公司到学校招人。因为出国前的工作经历，王文红去了英国杨森。

在王文红的身上，很明显地能感受到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特殊时期造就的历史责任感，说到为什么回国的时候，她很激动地说起昨天晚上看到的朱 基总理的电视讲话：“朱总理说，中国不缺资金，就缺技术和人才。”国家需要更多的留学生回到国内来发展，真的是这样。我们和那些80年代为了出国而出国的人还不一样，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我就是想做点事情，在国外你毕竟是个外国人，机会有限。

王文红说，出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使她更爱国了，在伦敦商学院，包括自己班里有四个华人女孩子，一个从新加坡去，两个从美国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华人帮华人，不管做功课，活动都在一起，“至少不要给我们的国家丢脸，好在成绩还都不错。回到中国，我们更应该团结，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领导的团队强调大家互相帮助，不能拖后腿。”

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从父辈身上一脉相承的信念。在英国杨森工作时，王文红曾邀请父母去英国旅游，公司报销费用，但父母就是坚决不去，父亲还问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

王文红说，就她自己的感觉，和中国的开放和宽容相对的，英国较为保守，英国的阶层分得很细，你如果是中产阶层的人，就别想进入上流社会。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游行，举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老觉得我们没人权。在英国的时候，我一有机会就向他们描述中国现在的发展。

英国人觉得中国人就是开餐馆的，他们和王文红开玩笑说，她是“Chinese take away”（中国外卖），结果王文红这个外国女人进了英国杨森很多本地人都很难进入的研发部，她的一个岁数很大的同事，对王文红的能力表示怀疑，在完成老板交给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后，他心服口服地说“中国人厉害”。

这种有良好的社会地位、住花园洋房、开奔驰的舒适生活在英国过了两年，王文红还是在今年4月回国了，“只有5%的犹豫”，她说。果断、敢冒风险、勇于放弃和永不停止学习在我看来正是王文红不断延续她职业生命的法宝。

目前，王文红租住在华润饭店附近的一所公寓，开车上下班。父母也在北京养老，妹妹在中美合资的一家食品公司工作，弟弟在西门子公司。

王文红的孩子今年10岁了，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她说会让女儿出去留学，开阔眼界，更加国际化。在王文红看来，家庭、亲情“非常重要”。谈起自己的爱好，王文红告诉我，所有与健身沾边的运动她都喜欢，打羽毛球、网球，游泳是最经常的运动，有机会还要去郊区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