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

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说：“香港只要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句话不管怎么理解，饶公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饶公与香港的学术渊源在哪里呢？或者换句话说，香港是如何造就了饶公这样的国学大师呢？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教授在谈到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曾明确指出香港所具有的三个特殊功能：第一，香港为中西文化的沟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点；第二，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它的法律制度却是相当健全的，学术自由因此而得到确实的保障；第三，香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颇为“西化”，但它却懂得尊重古老的中国文化及其传统。余英时教授的这一分析言简意赅，深深地道出了香港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香港，除了方继仁先生在饶公一生中具有关键地位，还有一位学者对日后饶公的学术生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林仰山教授。林教授不仅是位出色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是一位推动中国文化前进的组织者。为了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他聘请了多名留港学者担任中文系的教职，饶公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大学16年时间里，饶公享尽学术研究的天时地利之便，还经常得到校方的支持与资助，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国，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担任访问学者，或是参观博物馆，游览各地名胜。

通过这些国际学术活动，饶公不仅大开眼界，看到了各国收藏的大批甲骨和敦煌文献，结识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同时他的学问和研究成果也为国际同仁所知，并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在他的学术道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各类著作17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林仰山教授的支持下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一笔资助，他集多年的心血和资料所撰成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两大册于1959年由香港大学出版，奠定了饶公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领军地位。

弘扬国学

饶公研究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但主要的范围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79年9月，饶公首先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古文字学会议。第二年9月，饶公又应邀赴成都参加全国古文字研讨会，接着又往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会议，在会议中饶公结识了许多国内优秀的学者，而他在会议中宣读的论文更引起国内同行的赞誉。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考古文物不断被发现，饶公此行先后参观了33个博物馆，广征博引，厚积薄发，大量的论著不断发表，因而这一时期也成为饶公学术史上最丰硕的收获季节。

在这之后，饶公更是经常到国内参观游览，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饶公的学问及成果亦越来越为国内学人所了解，自1982年起，他就被聘请为历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顾问。2000年7月，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向他颁发“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以表彰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上的卓越贡献。

饶公在国内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他也同样致力于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中西文化融汇贯通，同时又是通往国际的窗口，因此饶公特别注意发挥香港这一特殊的作用。他还利用个人的魅力及其影响，亲自筹款策划，在香港召开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如敦煌学(1987、2000)、古文字学(1983、1993、1998、2003)、潮学(1994、2001)等，广泛邀请海内外学者与会，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内地学者来说影响极大，使他们得以了解学术界的最新动态。

饶公利用香港的优势、推动国内学术研究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他在中文大学主持古文字学的研究计划和设立敦煌学研究中心。饶公是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撰有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专著10余部，论文更多达100篇。 饶公发挥他的影响，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于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并将他自己多年来珍藏的所有关于敦煌学的藏书都捐献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开始实施，饶公以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为基地，每年定期邀请国内的优秀学者来香港进行3至6个月的访问，充分发挥各位学者的研究特长，分工编撰。10多年来，这批学者轮流更换，如今他们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敦煌学或古文字学专家。

以财养智

饶宗颐教授在香港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除了得益于他的天资与努力之外，香港的商人对饶公的关心与爱护也是饶公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香港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来自内地，他们的根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优势，而他们当中更不乏热爱中国文化和传统思想的香港商人。

前面我们曾经提起过，一位叫方继仁的儒商十分欣赏饶公的学问，不仅多次出资赞助他编撰地方志，并且在关键时刻劝他留在香港。以后他们之间惺惺相惜。方先生还尊饶公为师，并仍然在经济上资助饶公的研究，为他斥巨资在英国购买一整套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使他成为除日本人外唯一拥有这套宝贵资料的亚洲人。日后饶公便是依据这些资料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敦煌学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中的崇高地位。在香港商界，对饶公学术研究最为支持的当属他的桑梓和故交，香港的潮州商会和潮州会馆无人不以饶公为荣，对他的学术活动更是鼎力相助，饶公不是商人，但却被商会会员一致推选担任潮州商会的名誉会长。

饶公不仅穷一生之力，孜孜不倦地做学问，他更加关心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多次利用个人的风采与魅力，争取社会的支持和赞助。他脑海中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以财力去开发智力，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因为财力与智力的结合，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为此他呼吁：“我们海外潮人创业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饶公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文献的发现与重新认识，从而在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为人类的知识带来极大的启迪。古往今来，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和新发现的数据分不开的。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更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面对中国最近这些年大量出土问世的文物和典籍，饶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再三强调，未来的时代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并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进而他又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产儿，它的产生与传播，是和欧洲人民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商人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的。为此他大声呼吁，香港的商人应该像当年的威尼斯商人一样，热情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