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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乐施会吕美:利马谈判压力很大


2014-12-10 09:53:09     作者:    字号: T|T    来源: 中国网

中国网 12月9日讯 (记者 何珊) “今年谈判压力很大,因为利马大会需要确定2015年新协议中的国家自定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所需提交的信息;同时就2015年新协议中的要素案文达成共识”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官员吕美接受中国网专访时称。

吕美介绍说, 乐施会一直呼吁气候变化对贫困国家和贫困社区的影响并致力于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代表全球科学界观点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在2014年3月31日发布第五次关于气候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对全球饥饿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比预期更加严重,而这些影响来临得也比预期更早。

此次利马已是她第四次作为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她亲历过德班大会上各方的利益拉锯战,也目睹过多哈大会的艰难进程,对于被认为是“通往巴黎最后一站”的利马大会,吕美希望各方能够拿出诚意,为明年新协议奠定基石。

进入关键阶段的各方博弈

吕美对记者说,与往届相比,此次大会的焦点更为统一,那就是各方把焦点都放在2015年巴黎协议相关内容的讨论上。

此次利马会议将就2020年后气候协议的要素达成一致,并确定在新协议中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DRC)所需提交的信息,这意味着气候谈判博弈进入关键阶段。

根据她对“德班增强平台”讨论的观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资金如何反映在新协议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美国在最开始的谈判中就提出不能把资金承诺与2度温控目标挂钩,瑞士甚至提出要删除有关2020年后的资金承诺的段落。两国的表态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应,也提醒着人们,2015年年底在巴黎签署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依然存在障碍。

关于新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各方也持有不同观点。欧盟期待利马大会能够为明年年底通过一项“新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铺平道路,而美国由于国内政治现实很难在法律约束力上有所诉求。吕美认为,从建立政治互信和为实现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的角度来讲,提倡约束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谈到欧盟力推的在针对各国提交自定贡献的提议,吕美则认为虽然从目前的谈判来看,INDC的内容、结构和要素都处于未定的阶段,似乎很难用一个通用的体系去评估,其操作存在难度,但是从确保联合国谈判的有效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而言,各国应该就如何评估这些目标的公平、充足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以便在近期拿出方案。而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区分、如何定义不同的责任和能力,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指标进行衡量,这无疑又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过程。

吕美还提醒,在新协议之外,2020之前的减排雄心和资金落实问题同样不能被忽略。

她说:“对小岛屿国家来说,更为迫切的还是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和资金的落实。”

在这次谈判中,资金问题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焦点。根据哥本哈根大会决定,发达国家要在2020年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项目。

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经获得97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距离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10倍的差距。

吕美说:“关于2020前的资金和减排目标,都是发达国家已经承诺过的,对于这些已有承诺,是否能很好地兑现是通往今后道路的基础,否则我们有什么信心和理由寄希望于2020年后的承诺?”

吕美还说,关于1000亿美元的问题一直被发展中国家所强调,从未被淡化,但如何实现的路径问题却无从寻起。

中美声明,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虽然利马大会压力重重,会议召开前有不少好消息传出。最具有实质意义的,莫过于中美两国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吕美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一个很积极的表态。在利马大会前,谈判进程受很多人的质疑,“扯皮”是气候谈判中的常态,因而中美作为两个排放大国,在利马大会召开前作出声明无疑对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也很好地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

对于双方设定的目标值,吕美认为,美国宣布的减排26%-28%的目标相对保守,实际上还打不到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力度;而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的目标需要更多的努力。她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达到20%的非化石能源比例,需要决心和努力,我们也期待中国能够通过快速地发展和相关研究尽早达到排放峰值。

针对认为中国要从发展中国家“毕业”的声音,吕美认为的确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总有一天,中国要从发展中国家走出来。但她说:“在中国,我们一直在贫困社区工作,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不是媒体上展现的中国。中国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1亿以上的人群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管是国内贫苦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是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NGO与政府、公众的联动

谈到NGO如何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时,吕美说,在国际谈判平台上,NGO作为观察员,更多的是要去发声,通过对谈判的看法和认为应该推动的议题,向公众解读并动员公众参与。

她说:“如果没有NGO的跟进,谈判进程或许不会得到目前水平的媒体关注和理解。但从具体推动谈判的角度而言,由于联合国谈判是一个由缔约方推动和主导的过程,而缔约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NGO的影响,因国家和国情而异。”

依据她多年跟踪气候谈判的经验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各方没有诚意,而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不了解对方决策背后的逻辑、数据及事实。“如果大家能够在谈判场内场外就彼此的立场、国内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充分交流和说明,谈判可能会顺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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