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安全：

分歧不掩合作亮点

在战略对话中，杨洁篪国务委员和克里国务卿着重就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深化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促进双方在亚太良性互动、共同应对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等五大议题进行了探讨。

如杨洁篪国务委员所言，中美战略对话应该更好地发挥作为中美合作“加速器”和两国矛盾“缓冲器”作用，为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充当“加速器”，又在哪些问题上作为“缓冲器”，则取决于双方面临问题的性质。

在诸如主权争端和地区安全核心矛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双方的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彼此立场角度各异，达成共识难度很大。如今，东海围绕钓鱼岛群岛的争端以及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围绕部分岛礁的主权争端以及海洋开发和航行权利，网络空间安全与商业利益保护以及规则的建立等，成为中美当下最多议论的话题。国外一些媒体将两国在上述议题上取得进展的程度视为对话成功与否甚至两国发展关系意愿的标尺。似乎中美在几个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就决定着两国关系的命运，更有甚者将目前中美关系水平称为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对新型大国关系一片悲观的预期。但实际上，这种片面的思维视角并不足取。对于矛盾和摩擦，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而在中美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双方除举行战略安全对话、经济发展和改革对话、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以及联合国维和、苏丹和南苏丹问题、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等对口磋商外，还签署了绿色合作伙伴结对计划，共达成116项成果，包括加强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地方合作、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环保合作、科技与农业合作、卫生合作、双边能源、环境和科技对话等8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双方承诺进一步深化两军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军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同时，两国还承诺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做出努力，加大关于亚太事务的沟通与协调。

本轮战略对话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继2013年中美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以来，双方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减少各类型汽车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提高建筑、工业和运输业能效，改进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推动发展智能电网等。

克里认为，民间企业和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参与，使得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日趋多元化，充满了活力。以绿色合作伙伴计划为例，中美都在努力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在这一框架下，双方合作伙伴在节能提效、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展了探索性和前瞻性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有利于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经贸磋商：

广阔机遇亦须扎实铺垫

此番中美经济对话中，两国围绕“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主题，就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金融业改革开放与跨境监管合作三大议题举行了专题会议，达成了近90项重要成果。

目前，中美两国正在就若干个重大的双边协议进行艰苦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信息技术协定》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其中前者是今年年末APEC会议上的重头戏，双方就该协议扩围开展了建设性讨论，同意在未来几周内继续进行讨论，为恢复诸边谈判创造条件。而中美双边投资的协定则对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关系影响深远，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协议将会进一步推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建设。中美同意争取2014年就双边投资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美方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承诺对各类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建交35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2013年已经超过了5200亿美元，上述协定将使得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朝向万亿美元的大关迈进。而中美双向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2013年更是史无前例地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显示出双方投资关系日趋平衡，为各自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趋强化。

此外，美方还在对华出口体系和规则方面承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给予中国公平待遇，鼓励和便利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包括在影子银行、场外衍生品改革、审计跨境监管、会计准则等领域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达成政府间协议，美方承诺将中资金融机构视为合规。

在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中美互谅互让，各自做出了一定的承诺。一方面，中国承诺对汇率减少干预，由市场供求关系更多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汇率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美国将进一步削减联邦预算赤字，降低债务比重，高度关注美元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双方共同致力于年末在北京成功举行APEC会议，并在G20等多边机制中加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