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指出，中国在其大步迈向城市化的道路上并不寂寞，紧要的是避免像印度、巴西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中遭遇的陷阱，首要任务是防止有大城市陷入超大贫民窟泥潭。

这指向一个问题：城镇化不仅要推进建设速度，更要重视质量。

于女士说，很多人尤其是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只是从村里搬到镇上和县里，付出了更多生活成本却未能享有匹配的公共服务。在一些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城乡结合地带，这些居民还只是城市的边缘人群。

农村凋敝也在趋于明显。“年轻人都出去了，家头全是老弱病残还种地。最惨就是留守儿童，现在农村孩子童年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也得不到良好教育，亲情淡漠”，一位来自小县城的80后造价师告诉记者。

好在另一个现象已经出现。这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产业已逐步开始向农民工输出大省中西部城市转移。中西部就业率在逐渐提升，今年增幅高于去年同期，其中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安徽等增量较大。发改委城市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范毅预计，到2020年中部增加吸纳农民工在1000万左右，西部约900万。

据记者了解，不少省市政府都出台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条件。一些县政府还将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纳入乡镇及部门年度工作考核内容。曾经在大城市当保安的谢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回到县里生活。他们村因拆迁补偿获得了安置房，他说，“一月2000块根本没法养家，还得租房，不如回家有房，自己还能做点生意”。

实际上在这十年的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已经注意到上述现象，政策上逐步加大对承接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小城市和中心镇支持，而东部地区农民工重点是提升公共服务。

据了解，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正进入决策层视野，发改委调研报告初具雏形。但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一些问题仍然颇具挑战性，例如地方政府如何摆脱对土地资源过度依赖，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维护与生存，农民工如何真正变为市民，特大城市压力如何缓解等。这些问题，将真正决定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也关系着有效而稳定的新增消费阶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