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说：“香港只要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句话不管怎么理解，饶公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近来再三强调并充满信心地预期：未来的时代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为此，饶公倡导以财养智，呼吁香港商人学习当年的威尼斯商人，热情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20世纪50年代，一批内地学者纷纷南下香港，多年来，他们不仅在香港著书立说，教学育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逐步地将香港看作是自己的居住地，从而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在这些众多学者中间，饶宗颐教授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结缘香港

饶宗颐，初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1917年8月9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1935年，年仅18岁的饶公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加入了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成为学会最年轻的成员。1937年，饶公以通志馆纂修的资格，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接到聘书后，饶公即应聘启程，取道香港，再转赴云南。没想到途中竟染上恶性疟疾而无法赴任，因而滞留香港，从而与香港结下因缘。

此次初临香港，在饶公的学术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其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几位学术界重要的人物，这就是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和曾任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在此之前，应该说饶公还只是一个热心乡邦文献、有相当功底的青年才子，但他的眼界尚不开阔，思绪亦有所局限，然而时代的机缘使他在香港得到这两位学界先驱的指点，他的视野一下子放宽了。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很快遭受沦陷，饶公亦随大批逃难的人群离开香港回到故乡。1943年秋，饶公应聘前往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这就说明他的学问与功力此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949年，饶公作为《潮州志》主要负责人为该书是否继续编纂一事再次来到香港，听取主要赞助人方继仁先生的意见。由于国内局势等原因，方继仁先生不仅竭力劝说饶公留在香港，而且还在经济上予以适当的资助。饶公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说方先生是改变他生命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1952年，饶公被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聘请为港大专任讲师，对于饶公来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也是饶公学术成就收获丰盛的时期。他不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同时还不断出访欧美、日本及印度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任访问学者，结识了众多当时国际著名的学者，眼界大开，视野更宽，日后他之所以被尊称为国际汉学家就是由此而奠定的基础。回忆这段往事饶公曾感慨地说：“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学术界的窗口。”

1968年，饶公接受新加坡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当时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西亚独立，饶公担任的又是中文系的首名讲座教授，可见当时饶公在国际汉学界学术地位之重要。1973年饶公又返回香港，来到成立刚刚10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带领全系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建树良多。

1978年，年逾花甲的饶公自香港中文大学荣休，非但没有退出学术阵地，反而退而不休，更加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饶公自193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1978年退休的45年时间内，先后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约180篇，著作31部；而1979年至今，饶公发表的各类论文已超过400篇，出版的专著超过50部；20世纪末，饶公的一些朋友与弟子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整理了饶公已经发表的大部分论著和诗词，并冠名为《二十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共分为14卷20册，逾千万言；其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又编辑出版一套共12册的《饶宗颐教授艺术创作汇集》，实为香港、中国乃至全世界汉学界的一大盛事，这也印证了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所说饶公是“当今世界上导夫先路的伟大学者”、不愧为“20世纪后半期汉学界最高权威之一”之言。

鉴于饶公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香港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树仁大学都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向他颁授了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大量的事实说明，饶公早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并且与香港的繁荣昌盛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