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沙博理先后在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文学》和《人民画报》英文版从事翻译和审稿工作，著作等身、成绩斐然。他在漫长的翻译工作中了解到中国的恢宏与复杂，“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合著，1949）由美国自由图书俱乐部出版，因为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出现在美国的红色中国小说而享有盛名；《春》（巴金著，1938）、《春蚕》（茅盾著，1932）等译作也为外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沙博理喜欢《水浒》，觉得内容和文字都好，“文革”期间，他一边盼着混乱结束，一边翻译小说，常说“幸好是宋江救了我”。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提起过，到中国这些年，最喜欢什么？
周明伟：我问过他，他毫不犹豫地说是武侠小说。这不仅是他对于不同人生和社会形态的爱好，也不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世界各类武侠故事中，中国的武侠故事是描写最漂亮、最引人入胜的，更因为这是他了解中国、投身于中国的“渠道”。
解放战争期间，因为白色恐怖，他和凤子被限制活动，他读了不少中文书，包括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新儿女英雄传》。那本小说文字浅显，但故事生动，充满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很合他的胃口，是他心目中典型的武侠和武侠精神。他翻译出来后，1950年在纽约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在美国出版、介绍红色中国的图书。最初翻译时，他并无太多用意，更没意识到这部作品会成为他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最终成就了他大半生的事业。
人民画报：他有没有和您聊过《水浒》？
周明伟：文革期间，凤子被下放隔离。沙博理为了躲避政治困扰，在家闷头看书，倾全部心血翻译《水浒》。定书名时，他最初想用“Heroes of the Marsh”，但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时候，领导不同意用“hero”这个字，后来便改成“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直译是“无法无天的人”，沙老暗中得意，因为实际这比“hero”更贴近“绿林好汉”的意思。
《水浒》早有英译本，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赛珍珠版。但国际翻译界和文学界普遍认为沙译本最完整，水准最高，文字漂亮，流畅简洁，完全符合原作风格。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对外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后人很难超越。
沙老和我说，他觉得字对字翻译并不难，难的是搞清文字背后的内容，这才最伤脑筋、最费功夫。提到《水浒》，他说必须了解每个人穿戴什么服饰，用什么腔调讲话，拿什么兵器和为什么拿这种兵器，弄懂了才翻译得清楚。深刻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他说出了翻译功夫的真谛。
人民画报：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他？
周明伟：他自己有过很多解读，他认为首先是受凤子的影响。此外，他很喜欢方块字。在他看来，汉字虽然难写，但有趣，有魅力，每个字背后都有文化，是拼音字或其他任何语言的文字不可比拟的。他曾说，“望文生义”在你们看来是贬义词，在我看是褒义词。因为文是由字组成的，望字就能“生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方块字一样，刚毅，优美，富有魅力，背后有故事。方块字是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出发点，中国文化也因此深具魅力和吸引力。
沙博理喜欢打太极拳，打得有模有样，不仅是为了健身，他觉得这也是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他家窗户原来不大，前几年维修时，我提议换成大玻璃框窗。后来见到我，他总说窗户换得好，“进来这么多阳光，这样我就可以在屋里打太极拳了。”
凤子是沙博理到中国后拜会的第一个朋友。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热衷戏剧，认识沙博理时正在一本左翼杂志做编辑。这个熟悉西方文化并曾以新闻记者身份独自旅行的“勇敢”姑娘深深吸引了沙博理。1948年5月，二人结婚，随后辗转来到北平。风雨相伴多年，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相知甚深，在沙博理眼中，“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而在凤子看来，沙博理“特别对中国的一切，似是好奇，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
人民画报：去看望沙老时，他会提起凤子吗？
周明伟：其实我很好奇，异国婚姻能达到多么深刻的依恋程度？每个人内心是不是都会保有本土文化的一些禁区？我们偶尔会聊起凤子。能感觉到沙老对凤子是发自内心的爱，有很重的依存感。他讲过几件事。比如抗美援朝时，那是两个人都没经历过的战场。凤子参加中央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沙博理一直担心，“她去一个美国佬发动战争的地方，回来后会怎么看我这个美国佬？”凤子回来，他去火车站接她，就总觉得凤子看他的眼光变了，“花了很长时间才不讨厌我这个美国人。”
我问他，凤子英文怎么样？他调侃说，“有朋友说，我说的中文世界上什么人都能听得懂，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但其实她是我的老师。”沙老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也值得敬仰。他对凤子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家和妻子的理解，很值得我们品味。
最近几年，由于年龄关系，沙博理很少外出。他喜欢每天在自家的庭院里喂喂野猫，侍弄花草。两片烤面包，夹几片培根和生菜叶，再加一杯咖啡或几口啤酒，就是一顿午餐。外孙女郭馨在美国读了十年书，在她眼中，沙博理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公，“我从来没觉得外公是个外国人，他就是一个慈爱的外公。”
人民画报：这些年每次见到沙老，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周明伟：2012年为沙老过生日时，他依然幽默风趣，谈笑风生，说话思路敏捷，但已经流露出对身体变化的焦虑。他这么一个天天关心天下大事的人，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耳朵也不好使，说话得很大声。
后来我们安排社里的年轻人去和他聊天，给他读读书报。我曾给他买过一个名牌助听器，但他没用，说这个“高级”的费电，而且太敏感，戴上后听到杂音太多，所以还一直用一个挂着线的老式助听器。
人民画报：有媒体曾报道沙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洋派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周明伟：他有时还是想吃西餐。2008年生日前，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牛排。后来我们带他去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牛排店，但并不合胃口。当时他很客气，说吃不了我带回去。后来告诉我，“那不是记忆中的牛排”。这件事我至今心存愧疚。之后他总说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再没上饭店吃过饭，每次聚餐都是带些做好的菜去他家。
我看过他的冰箱，里面放着面包夹煎鸡蛋的三明治。我想送他一个咖啡机，他说以前喜欢自己煮，但毕竟清洗很麻烦，现在已经习惯喝速溶咖啡了，最常喝雀巢GOLD咖啡，香一些。我去的时候，没见过家里有帮佣，自己能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
这几年沙老逐渐活动不便，生日就都在家里过。问到想吃什么，答案总是烧饼、油条，这些小街小巷的吃食就好。我们每次都准备一些家常菜和蛋糕。他常说，又给我准备了“这些很高级的菜啦”。我们也带很多年轻人过去，一起吃蛋糕，他很开心。这些场景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怀念。
本来打算今年国庆去看他，结果忙忙碌碌没去成。这也是我一个深深的遗憾。
